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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飞：北京大学哲学硕士、美国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北京大学哲学博士后、副教授。著有《自杀与美好生活》，《浮生取义——对华北某县自杀现象的文化解读》、《自杀作为中国问题》。
读着吴博士这些书名，大约就可以知道，他已把中国的自杀问题，抽象出来，想清楚了，目前在中国他研究自杀是站在最前面的学者。海归确有见解。
2002年，加拿大医生费力鹏和他的中国同事于国际权威医学杂志《柳叶刀》中指出，中国的自杀率（截止1999年）已经达到十万分之二十三，相当于美国的两倍。
他从中国家庭政治和生命观出发，界定中国人生活中的自杀问题。准确地揭示了中国了的生活经验和道理。其中，最核心的两个概念是“过日子”、和“做人”，中国生活的基本的生活状态“过日子就是在出生、成长、成家、立业、生子、教子、年老、寿终这样一辈子中生活的状态，是每一个活人都必须经历的过程，是一个无法再化约的生活状态。过日子不仅是动态的存在状态，也是充满权力游戏的政治状态，是个体与亲人和命运进行博弈的动态过程。而对个体而言，这个过程就是做人，即实现自身的人格价值和生命意义。作为过日子和做人的基本场所，家庭对中国人的生命有着根本的存在论意义，它不仅包含最温馨的情感，还包含着复杂的政治关系。
自杀者背后总是有个让人值得同情的原因。比如说，通过自杀，可以表达某种文化中比较看重的一些价值。在中国，自杀从古代以来被作为一种反抗的方式。像有所谓忠诚义士在国破家亡的时候通过自杀表达气节，还有像明清的时候，很多女性自杀是为了维护贞洁。这个就是道德的一种表现。现在的中国，自杀者往往是认为受了一定的委屈和冤枉，是对某种不正义，或者他认为的不正义的现象的反抗。
吴飞：关于富士康,我不了解内情,不好妄加评论.现在发生的很多自杀事件,是一种对社会不公的反抗,而不是因为精神问题。在自杀者看来，自杀并不是在道德上不好的事情，反而是在自己受到委屈，想达到自己想要的生活但是达到不了，而采取的一种激烈方式。
屈原当然也是中国自杀的非常有代表性的一个人物，但是我是觉得中国古人的自杀跟现代人的自杀怎么样联系起来，这恐怕还是一个问题。我们这里面基本上都可以看到，刚才说的这几个人物，尤二姐比尤三姐的自杀更像普通人的自杀。无论是屈原的自杀，还是普通女子的自杀，我们对他们的评价基本上都是非常肯定的，这个与西方非常不同，而且他们都不是绝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