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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最伟大的理性主义者之一圣西门，他告诉他的仆人每天早晨用这样的方式来唤醒他：
“起来吧，殿下，伟大的事情等你做呢！”
就如股神巴菲特每次讲演之前试话筒的句子就是“一百万，两百万，三百万！”在圣西门、巴菲特们看来，历史在人类理性活动影响下，可以创造无限可能。这些人都是充满历史主动性的人。用自己的行动去创造历史。
而现实中的我们则是那样的无助,有着不可解脱的矛盾,遇到那样多不可进入内心的他者,让你痛苦不堪。鲍曼则极有耐心地阐述了其中的原因。
这几天反复在读《生活在碎片之中——认后现代道德》可鲍曼的思想有时真是难以进入，越难进入，就越想进入。试图理解智者对于现代生活困境的解决方式。
鲍曼认为：道德问题是与“他者”的关系问题。人类的生存状态首先是道德存在物而非其他，人一出生就碰到道德问题，意味着在一种矛盾纠结的有状态中发现自己，就有一个担当起自己的责任问题。不担当就是恶。“责任的王国处处充满争吵，低于和高于理想要求的行为同样容易发生，道德的生活永远充满了不确定性，道德大厦是用‘怀疑’和‘自我贬低’建造而的。既然善恶界限事先没有划定，那么中能在行动中划定。对于责任之所的居民来说，孤独，正像困惑一样，是永恒的、无法逃避的。
如果不加以缓解和宽慰，独自面对道德的永恒困惑的孤独，将是伴随生活的巨大痛苦。每种宗教体系的轴心不是罪的观念，而是悔罪和赎罪。没有一种宗教认为无罪的生活是人类可见的前景，没有一种宗教认为无罪的生活是人类可见的前景，它们也没有提出一条通向无罪的道路。总体而言，宗教现实地认同了罪的不可避免（这是一种极度痛苦的意识，它认识到道德状况中的不确定性是无法逃避的）并致力于通过与赎罪相联结的明确的悔罪规定来缓解痛苦。由此看来，宗教对于道德两难困境的解决，实质上是用回顾的方式来处理它——提供补偿以减轻错误选择的负担。
所做的一切，可以被取消，坏的可以变成好的。在现代社会中这些可以被解决。
而后现代的社会的破碎生活之，人们摆脱了假想的义务和虚假的责任，普遍法则和绝对真理的消失，人们不再受道德上共识的统治。但是在偶遇的他者时，还是要把其当作目的。
其实用叔本华的观点更简单一些“存在仅仅是偶然的。”“死亡是生命的结果，或者说它一下子全部说明了生命详细地、零碎地作出指示。这意味着，一切努力、整个生命现象，都是徒劳的、没有结果的，而且是自相矛盾的，远离这些是一种解脱。
……
尼采
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