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r
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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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约是在七、八年以前，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武汉大学珞珈山下的小径上碰到了大学时的老师刘绪贻先生，他是美国芝加哥大学社会学系毕业的，上学时给我们讲美国黑人运动史，那时他大约八十五岁了，但还经常可以《长江日报》上看他写的时政性的文章。
先生看到我很是高兴，我看到他精神饱满心内也是很欣慰，寒宣之后。
刘先生问：“小赵呀，你说现在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呀？”
我愣了片刻说：“当然是好人多呀”
“那报上怎么是坏人多？”想想我们的小报的确是这种情形。
现在先生年纪大了与社会联系一定不多。
我定了定神说：“刘先生您看看您周围，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呀？”
他稍稍停一下：“我周围那倒都是好人”“那就得了”。
前天，我们大学同学聚会，其中一位是办晚报的同学侃侃而谈，觥筹交错，众宾欢也。
在省社工作的同学开玩笑地说：我们晚报的内容可以用十六字概括：
夫妻反目，
兄弟相残，
红杏出墙，
罪犯归案。
我不禁又给大家讲了刘先生的疑惑。
“我们晚报要生存呀？不能踩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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