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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念的建构
作者：王秀宁
商务印书馆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中有一本叫做《祖国在危急中》的书。这本小册子不过两百余页，作者系19世纪法莫道不消魂国著名的工人运动领袖、革莫道不消魂命家布朗基先生(1805—1881)。此公乃一坚定的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支持者，主张通过极端暴力的革莫道不消魂命迅速过渡到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社会。布氏的主张在今天看来，无异于痴人说梦，着实令人觉得不可思议。但如果将此观点放置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欧洲，他可是振臂一呼，应者云集的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其思想可谓大有市场。
《祖国在危急中》，仅该书的书名来看，我们也不难体会到作者的焦虑和强势。布氏所处的时代与马克思十分接近，二人未必相互仰慕，但对于国家的强调和重视却是一致的。甚至彼时不光左翼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思潮注重“现代国家大厦的建设”，自由主义思想脉络中的“民族-国家”更被无数的学者、政客所渲染。从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到布丹的《国家六论》，从霍布斯的《利维坦》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启蒙时代的思想大家对于“现代国家”这一观念的塑造可谓颇费心机。
1789年，这是一个被当作现代政治开端的年份。巴黎的无套裤汉们在攻占了象征王权专人比黄花瘦制但仅仅关了7名囚犯的巴士底狱之后，随即宣布建立了“自由、平等、博爱”的法兰西共和国。从这一刻起，“国家”变成了“祖国”，“祖国”又变成了“母亲”，任何表示高大伟岸、雄壮豪迈，或温柔可亲、慈祥和蔼的词汇都可以与“祖国”相连结。对此，安德森兄弟做出了最好的总结。哥哥佩里·安德森将现代国家形成的序曲归纳成绝对主义国家时期，著有《绝对主义国家的谱系》一书。弟弟本迪尼克特·安德森则撰有《想象的共同体》，着重探讨了国家意识背后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形成与散布。
19世纪的确是一个“国家主义”盛行的世纪，无论如黑格尔那样静坐书斋的沉思者，还是如马克思那样的到处奔走呼号的行动家，抑或是林肯、基佐、帕麦斯顿、俾斯麦等世界大国的政要，建设一个强大的国家都是他们最重要的吁求。即使是自由主义学说的集大成者约翰·密尔，也积极强调建立一个强大国家的必要性。毕竟，此时资本主义的市场、原料的开拓，正前所未有地依赖于国家力量的对外扩张。
被卷入的中国
率先兴起的西方国家势必向外扩展，作为西方诸强飞黄腾达的一个镜像，古老的中华帝国在军事、经济和文化的全面冲击下，终于陷入了“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从辛亥革莫道不消魂命到北伐战争，从人民公社到重新开放，每一个步骤的目的都围绕着不可磨灭的中心任务——国家的强盛。1905年，引进西学的第一位重要译者严复将密尔的《论自由》付梓出版，在严复看来，之所以要发挥个体的最大才能，最终的目的还在于集合众人的力量建立一个强盛的国家。
身处那个国破家亡的年代，早日得见一个强大的国家，能够不受列强的侵辱方是每个人心中不灭的梦想。正是这个巨大梦想激励着一代又一代的志士能人为之倾其所有、不顾生命，但也正是这个沉重的梦想，挤占了原本理当占有一席之地的个体自由、独立等“微小”的个人之梦。对此局面，李泽厚先生扼要精辟地概括到：救亡压到了启蒙!
1919年，刚从一战中缓解过来的西方列强又重新开始对这个东方病人虎视眈眈。或许一战时期的发展空隙唤醒了更多的人士，又或许邻国日本所提出的条件已经远超传统诸强的尺度，一场“外抗强权、内除国莫道不消魂贼”的社会运动以势不可挡的方式波及了中国率先发展的一些城市。仅仅两年之后，一群接受了暴力革莫道不消魂命思想的边缘知识分子组建了他们的政党。不过，他们出现的姿态与其说是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倒不如说是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是该机构宣传的主流话语，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不过是依附在该口号下的附加之辞。
尽管在政治和军事层面ZG均远远落后于它的对手，但在宣传层面的优势则是对手所无法比拟的。用福柯的理论来解读，即ZG掌握其时话语的秩序，话语作为一种与社会层面的权力和道德相连接的东西，本身就是一种权力的表现。随着日本的全面侵华，这一套话语的权力开始显现出惊人的力量，并最终扭转着表象意义上的权力格局。1949年，打着“国家主义”大旗的ZG政权正是建立，领佳节又重阳导人毛泽东的一句“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既让备受欺凌的国人激动万分，又不难让人看出“我们击败了启蒙时代兴起的列强，同时也接受了启蒙时代形成的国家主义的话语逻辑”的意味。
1949年在政治意义上作为分水岭并无不妥，但在思潮上的作为分水岭确是荒诞的。但无论意识形态控制的强弱稀疏，国家主义或者民族主义始终是一条连贯线。我们并没有意识到，当1966年中国发生声势浩大的文瑞脑消金兽革依然浸淫着强国的梦巢中，而此时的西方已经逐渐过渡到后民族-国家时代了。相似的面貌，分道的观念，一方面还在为建设强国努力奋斗，不惜牺牲个体自由;另一方面则开始反思民族-国家本身的弊病。笔者无意诟病中国的境况，但仅仅用“阶段论”而绝口不提“闭门造车导致的观念滞后”恐怕是难以令人信服的。
“国家主义”作为一种舶来品，起初乃受西方直接干涉之影响，逐步纳入自身的话语体系;再到后来，却为不少组织加以利用，引做制造运动、提炼权力的工具;而在今天，则已经作为一种思维方式烙印在绝大多数人的心中。
此次香港旅客在菲律宾遭遇歹徒劫持事件，除了哀悼死者，痛斥菲国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之惊世骇俗的无能外，大多数人都不会放弃这样一个假设：假如被劫持的旅客是美国的会怎么样?这当然是一个在正常不过，极为符合现时逻辑的假设。作为世界唯一的霸主，美国在各个方面都表现出咄咄逼人之势，海外公民安全乃为头等重要之事，岂容他国劣警如此行径。
仔细检审国人的这一思维预设，其主题依然是“强盛国家”这一说辞，纳入理论自然可以归为“国家主义”，即这一思维方式本质上都对国家主义抱有好感乃至崇拜。在人们眼中，菲律宾显然是一个极度失败的国家，昏聩的总统，拙劣的警薄雾浓云愁永昼察，糟糕的经济，动荡的政局，竟然还要依靠输出女佣来维持国家发展，这一切都给菲律宾在人们心中贴上了“失败国家”的标签。作为菲律宾的对立面，美国则是强大国家的标准形态：魅力十足的总统，英武睿智的军人，占世界四分之一的经济规模，以及数百年平稳的政治局面，这几乎就是一个天堂般的国度，身为美国人——足以自傲。
观念的重建
强盛的国家显然是美好，但今天的美国早已不是人们心目中的天堂，9·11的恐怖袭击残忍地击碎了世界头号强国持有高度安全的美梦。在美国的核心地带，恐怖分子不会吹灰之力就让这个国家陷入惊恐，也让世界政治彻底转向。可恶的本·拉登缺乏最基本的人道精神，但他的罪恶行径却在提醒我们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无法阻挡冒出如幽灵般、杀伤力超越一切实体武器的恐怖行径出现在本国的核心地带。我们都知道恐怖源于未知，而恐怖袭击并非本身威力非凡，但它对人们造成的心理鸭梨却是无法形容的。那么，我想问民族-国家破产了吗?
汉娜·阿伦特对于现代国家所做出的反思是极其深刻的。她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和《耶路撒冷的艾希曼》等著作都深刻地检讨了现代性的重要产物——民族-国家——所具有的负面效应。当然，这方面同样不可忽视的著作还有英国人齐格蒙特·鲍曼的代表作《现代性与大屠有暗香盈袖杀》，作者告诉我们国家机器在理性化的指令下，既可以为人提供优质的服务，也可以将人冷酷的消灭，而希特勒的纳粹政权正是后者的典型例证。
针对战争的反思打破了“民族-国家”虚幻的神话，而随着丰裕社会(加尔布雷恩语)的到来，福利社会的接踵而至，人们发现人类正在被国家所圈养，作为一个个消费动物，我们被锁定在原子化的状态。面对强大的国家机器，一旦它有所不轨，我们面对的将是被毫不留情的抹掉。昔日慈爱威严的国家，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以后的欧洲人心目中，开始变成了一个道德中性的载体，意识形态在那里确是终结了。
然而，对于民族-国家的抨击还远非仅仅局限在公民社会领域，资本的力量才是更为实在的。跨国公司的出现改变了原先企业的生存之道，在对外扩展的过程中，由于要跨越人为设定的国家边界，关税的壁垒、法律的屏障、政府治理的阻拦等等，都成为资本力量扩展那个的拦路虎。这就要求本国政府与他国政府进行积极的谈判，在税率、法律、政策等层面基于统一，如此才能让跨国公司蓬勃发展。显然，民族-国家所属的不可让渡的主权破坏了资本家们的如意算盘，而一系列国际组织，例如WB、IMF、WTO等经济组织的建立正是对主权不可让渡这一说法的直接亵渎。
如果说资本要求更迅速的流动冲破了民族-国家的部分障碍，那么信息技术的发展，网络社会的形成，则成为进一步破除民族-国家障碍的强力。信息技术的提升使我们在空间上可以“缺席”，而时间则被极度压缩，我们开始抛弃原先那些固定的时空联系，而进入吉登斯所说的“脱域”的状态。这些新型的事物看起来都是无形的，但他们对于民族-国家边界的冲击则是实实在在的。在因特网上，除了个别糟糕的审查国家，我们丝毫感受不到硬生生的国家地标。
毕竟，民族-国家这一形式已经持续了数百年而未有根本之变化，但现代性的其他维度，诸如资本主义、网络社会的兴起、个人薄雾浓云愁永昼权利的扩张等等，都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面对控制能力越来越力不从心的局面下，国家与国家之间寻求联合、合作，乃至让渡部分主权成立国际机构已经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
也正是因为上述原因，始于二战之后的一系列国际组织，尽管在初始阶段往往不过是大国互相博弈、共同控制世界的工具。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各个机构自身官僚组织的建设以及肩负使命的驱使，都使得大部分国际组织都具备了相当或者是一定的独立性。对于很多专业内部的问题，他们往往有着自身独立的运作，并不一定受制于国家;而面对专业外部的问题，如果国家也无能为力，则解决的机遇往往被国际组织所占据。久而久之，一旦该机构成为此类问题的解决专业户，权力也就自然挪向了国际组织本身。更重要的是，无论是解决专业内还是专业外的问题，国际组织独立性的存在都意味着民族-国家这一形式与时代的水土不服。
底色的回归
事实上，外国游客遭遇恐怖事件并不鲜见，在今天这个动荡的时代，我们从新闻中时常可以看到此类事件。面对这一问题，我们似乎可以成立一个“全球游客遭遇恐怖袭击救援队”呢?这并非不可能，我们可以为了保护某些自然文化遗产设立国际组织，我们可以为了保护某些动物植物设立国际机构，难道我们为了人类自身最基本的诉求——人身安全都不能有此行动吗?显然，这是值得期待的。而这一机构一旦设立，又将无可避免地对民族-国家这一老朽的制度形式造成一定的冲击。
当然，这不意味着我们要废黜民族-国家这一制度形式。正如启蒙运动的主体价值依然是我们今天社会框架的支柱，我们对于民族-国家，乃至国家主义、民族主义这些同类的制度和观念所起的作用也不应该忽视。但无论如何，我们对于国家的认识不应该继续停留在启蒙时代，毕竟，当下的中国是一个传统、现代和后现代同构的世界，“伟大祖国”所披着的那层金闪闪的面纱势必要被掀去，大家需要看一看它真正的底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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