饥饿的哲学家:张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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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久没有读这样令人感动的文字了，要贴出来给大家看。想着我们有如此好的研究条件，却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这两天讲课,总是忍不住要提起张文.
   也不知道张文现在是如何生活。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另类。精神的卓越追求者。

我想起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有一批农民讲“哲学”，且到处讲，到后有几个人都学哲学终身享受高半夜凉初透官厚禄。真不知那叫啥哲学。

    张文是一个农民，家住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初中学生张文喜欢上了哲学，喜欢的还是那种玄奥的逻辑哲学。麻烦的是，他竟然从那时起，一直喜欢至今。1985年，张文作为哲学爱好者，竟然跑到冯友兰家里去做志愿者，结果吃住在冯先生家里，一直呆到1990年底，冯先生去世后。回到家乡，他继续研究哲学。张文有时在家务农，有时来沈阳打工。但是哲学是必不可少的。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哲学高尚。是在这样一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荒凉而寂寞的领域，张文能够坚守40年。

附：张文自述

(2007-12-26 14:14:3
标签：我记录 我的校园 冯友兰先生 哲学 文化

    我是一个70年代文瑞脑消金兽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在初中时代就酷爱哲学，喜欢哲理。特别是在我阅读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后，使我了解到了辩证逻辑应该是一种人类的最高的科学理论学说。于是我就下决心立志去研究它。当时县里书店里关于哲学和逻辑之类的书籍很少，能买得到了也只有马、思、列、斯、毛的哲学著作，我为了买书只能把日常的零花钱节省下来。虽然有了书，但是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因此也很难看懂，没办法。我只好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啃起来。因为我是在一种朦胧之中开始研究哲学的，所以也感到很渺茫，也不知结局如何。

    我是在1947年的战火纷飞的东北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出生的，正赶上兵慌马乱，我生下来因为全家人都吃糠咽菜，所以我也无法逃脱这种饥饿的恶运。饥饿险些把我拉到了死亡的边沿，听母亲说，我是强活过来的孩子。再加上1960年前后我又赶上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待遇，因此我的身体在青少年时很瘦弱、矮小，就连毕业后找对象都遇到了困难，父母四处托媒都不成，只好通过亲戚朋友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个当时是富农家女儿结了婚，我的似是而非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结婚之前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也想到去当兵参军，或找到一份好工作。哪怕是亦工亦农的也好，当教师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但是，都由于自己没有人和机遇，因此所有的幸运也都没降临到我的头上而成为一个幸运儿。机遇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石，许多有理想和志向的人都因为没有这个“上帝”而失败或泯灭。我也深知自己前途莫测理想渺茫。研究辩证逻辑是我青少时代唯一的精神支柱，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都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它。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所有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的农村户口人员都必须去生产队报到，去当一名挣工分的社员，参加一年四季的生产劳动。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所以我也毫不例外。当时我觉得生产队里的劳动很单调而又乏味的，对自己的思想是一种压抑，我需要一种自由。为了寻找自由，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1974年末我又去了大兴安岭，当了一名盲流，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自由人”。为了生活，我钻深山老林去采木耳、猴头、蘑菇，挖药等，并且打工、跑火车板什么都干，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也感到很满足。因为自己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在大兴安岭我亲自聆听过林海的松涛声、群熊的吼叫声、野狼的哀嚎声。我也亲眼看到过野狍奔跑的雄姿。大兴安岭的万里松涛、山清水秀和鸟语花香的美丽景色使我陶醉。更使我难忘的是，那每年五月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鄂伦春人的坦诚好客也使我很留恋。我曾经把大兴安岭称为我的第二故乡。八年，整整的八年里，可以这样说，浩瀚的大兴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我终归故里，回乡定居，劳动之余一想起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和未完成的事业，就焦躁不安。为了激励自己，又自赋小诗一首，如下：

  八年之多在兴安，
  今日又把家乡还，
   理想虽远志不渝，
   重踏征途谱新篇。

为了更好地研究辩证逻辑，回乡后我每年都要用节俭下来的钱到邮局去订阅《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这两本刊物。据邮局人说我是全县唯一订阅这两本书的人，通过这两本刊物，我对中西式哲学和逻辑学发展史，以及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状况都有了一般性的了解。因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爱好者，没有导师的指导，再加上有关研究辩证逻辑的参考资料和书籍的短缺，所以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但是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来。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于辩证逻辑的研究。

    1984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去了信。冯友兰先生和他的女儿宗璞女士（中国著名女作家）看了我的信后，都很同情我的处境，回信就决定让我到冯友兰先生身边为他老人家作记录和抄写等工作。在此期间，曾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许多的谆谆教诲，学到了许多在别处都是无法学到的东西。同时，我还收集到了许多有关研究辩证逻辑的参考资料和书籍，为我以后从事辩证逻辑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冯友兰先生身边工作的5年多的时间，是我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生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将来能够在辩证逻辑的研究中取得一点成果的话，那么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老人家和他女儿宗璞女士。
    尽管冯友兰先生家是一个高等知识份子家庭，而自己又是一个文化水平低俗的后生之辈，但是由于冯先生和宗璞女士都很温柔和宽容，因此有时我的工作即使出现了差错或冒昧的地方，他们也不责怪我。这是我在冯先生家能呆5年多时间的主要原因。
    在我从北大回乡后，宗璞女士曾写了《藤萝瀑布》一文，作为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我曾经给她家的藤蔓搭过架、浇过水、除过草。因此，每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就仿佛回到了北大燕南园。我在北大燕南园期间，除了冯先生和宗璞女士一家人之外，王力和夫人、朱光潜和夫人、王宪钧和夫人，以及所有其它的燕南园人，都对我非常关怀，我很难忘。另外，哲学系的一些教授、讲师以及其他办公室工作人员待我也都非常热情。可惜的是，他们之中有好多人已经过世，留给我的只能是一种历史记忆了。
    冯友兰先生1990年11月26日去世，同年12月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继续从事辩证逻辑研究工作。从拟定课题到《语法词项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辩证逻辑》一书的脱稿，我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
    我在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它应该是一门科学的科学，因此我坚信，通过辩证逻辑能够解决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的，因为这些难题问题一般的都与辩证逻辑有关，虽然人类研究辩证逻辑所走的道路很艰难，任重而道远，但是因为它在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如何去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辩证逻辑体系，并且通过它去解决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应该是成为摆在当代所有哲学和逻辑学家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对于辩证逻辑，不但拟定课题难，而且研究它的体系框架也很难，因此迟迟不能动笔。它在世界的逻辑学研究中还是几乎是一个空白。对于辩证逻辑西方学术界研究的还很少，只有在原苏联十月社会革莫道不消魂命后，在原苏和中国等国家的学术界曾开展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可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因此也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辩证逻辑体系，它的概念判断和推论的形式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迷。通过几年的阅读有关中外的参考资料和各种书籍，经过几番周折的酝酿，直到1996年才开始动笔撰稿。撰稿之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从北大回乡后盖房子和儿子结婚欠下了一笔在当时不小数目的外债（两万多元），因此我不得不去经商做买卖。债务还清后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撰稿。
    写作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来说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几十万字的预稿写完了，又不得不作废，重新还得继续写。如果把我的所有手稿收集起来，差不多要有桌子那么高，并且都是8开的稿纸。

    在几年的撰稿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许多苦难，成天坐在挂着塑料棚的小屋里，没有电话、电视，手机更是不能奢望。甚至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著书这种脑力劳动与一般的劳动不同，它是非常繁重的，吃不饱，睡不好。由于我经济困难，因此饮食水平很低（应该说是最低的），啃玉米面饼子的时候很多。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脑供血不足，脑后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粉瘤，至今每天都在隐隐作痛。没有衣裤，只能去旧物市场买，有时孩子或亲朋好友们送几件，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来源于此。有一次，我在沈阳市府广场南的一个福利彩票站向在场的人诉说了我的艰难，当场有一个好心人马上回家取来几件旧衣裤送给我。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考虑到终生有完不成这项任务的可能，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1999年开始每年就不种承包田了，全力以赴从事研究和撰稿工作。当时老婆孩子都非常的不理解。老婆想离家出走打工，儿子为了教训我这个“不务正业”的父亲，大打出手不算，还把我从坑上拽到地上。由于摔得过重，右肩骨受伤，吃了30多元钱的药才康复。虽然如此，我也很理解他们的苦衷，我不想责怪他们。尽管孩子们不理解我所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还是靠他们周济了我。没米没面他们给送来，没钱他们主动给拿，没柴烧他们主动用车拉来。

    由于自己坚持不懈地搞一些“不务正业”的事业，免不了也受到父亲的责怪：“你写的东西有啥用，能当饭吃，能当钱花？种点地，养点猪，挣点钱就得了，何必去东跑西颠的瞎折腾。”亲戚朋友老同学等在背后也说三道四，对我敬而远之，都用一种世俗的嘲笑目光看我。老婆孩子更不用提了每天的埋怨声、指责声不绝于耳，使我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困难境地。压抑和发自内心的痛苦也使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由于我住的村上没有打字的，因此打字就必须到30里地远的彰武县城里去打。为了省点钱，我很多时候都是骑自行车去的。由于我年龄大，往返时间又长（来回共3个小时），因此坐骨已受挫，来回下车子都很困难，疼痛不已。我的妻子脾气很不好，因为她不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我每次上县打字，她一般都不给我做早饭，只好空着肚子走。
    在县里打字，我一般中午都舍不得吃饭（有时也没钱吃饭）只好饿着回家。后来冰雨打字复印社的侯宇和孙兵杰夫妇发现后就主动在中午给我做饭。有时确实使我很难为情，只好尊敬不如从命。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一个人如果没有饭吃和水喝，那么就会给他带来死亡的恐惧；而一个人出门在外如果身无分文，那么也给他带来绝望之感。在当今经济社会里，没钱也是会使你吃不上饭，什么事都办不成。我经历过许多没钱的难处和痛苦。1996年在沈阳打工，工地不开工资，吃饭成问题了。向别人借，别人又不借我。在取借无门的情况下，我只好拿定主意骑车去工地附近的于洪广场的晚市上去捡钱。因为偷钱要犯法被拘留判刑，我不敢。事情也很巧，当我走到广场东路南边时，果真发现100元钱（两张50元票）在地上，我喜出望外，顺手捡起。心里暗暗自语：“天助我也！”。同时我也庆幸，接踵而行的人流中竟没有人能发现它。前些日子我打算去住外地的亲戚家借钱，正为没路费而一筹莫展，在参加一家亲戚的丧事时，走在路上意发现一辆三轮车的旁边放着一张100元钱的票子，我顺手捡起时心里跳个不停。我拿着钱当面问了在场的人有人丢钱了没有，在没人说丢钱的情况下，我才坦然的把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
    我是一个出生就懂得什么是饥饿的人，因为我曾经受过饥饿的洗礼。我在看某部电视剧时，其中有个主人公曾说，饥饿是恐惧，但饥饿出哲学，出思想。这又不能不使我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话来。

    近几年来，为了打字和跑出版社的费用、还贷款，我只好到外地去打工。2002年8月份，我第一次去了大连的九龙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我站在海边，望着浩瀚无边、波涛万状的大海，顿时不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打工的工地是在闹市街道上，而当时又是三伏天，天气很热，热得你都喘不过气来。第一天，由于我凉水喝得过多，肠胃受凉，在晚间还没有下班，肚子就开始疼得要命，倒在街道上不能动弹，站不起身来。别人拿药给我吃了，也不顶事。当时代班的工头不敢用车送回住所，害怕出事。后来还是老板无奈只好用轿车把我送回住所。直至晚间8点左右才止住疼痛。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很害怕。在九龙湾干了几天就下工转到了辽阳污水处理厂工地，一直到年底才回家。

    在外地打工我也遇到过很多危险。例如在辽阳污水处理厂，有两人站在一个很深的大土坑的上沿，用绳子往上去拉一根很重的铁管子。在用绳子把大铁管子拉到快上沿时，绳子突然开了扣，大铁管子轰隆一声直奔坑底轧下来。我当时正在坑底下，急忙跑开幸免于难；又例如，去年秋末在沈阳市新城子挖污水管道沟，有的沟两米来深，有水还不算，时刻还有坍塌的危险。有许多人都不去挖，我为了还所欠贷款，只好冒险去挖，一直干了半个来月。像我这么大岁数出外打工的人是很少的。为了还清贷款和打字的费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去年的5月份，辽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书稿。因为没钱支付刊号和印刷费用，所以只好找到了一个经济人，他是我的一个亲戚。可是在合同书下达之后，他又变了卦。没有办法，只好暂停出版。我只好去找亲戚朋友，他们一听说我想用3万元钱去出书，都说“爱莫能助”，婉言谢绝。去年冬天，我曾冒着刺骨寒风骑自行车去后新秋农行申请贷款。开始主任和信贷员都说给贷，可后来又说没款不给贷了。无奈，我又去县农行找行有暗香盈袖长，行有暗香盈袖长又让我去找主管文化的罗副县长和文联。罗副县长是见到了，可是她却说：“你出书借贷款要我们帮忙，咱县还没有这个先例。自费出书就是自己筹款，政府不能帮你这个忙。”就连县委宣玉枕纱厨传部毛部长也是这样向我解释的，看来我真的是山穷水尽了。我万分焦急，在17日下午只好一气之下来到了阜新市文联。市文联赵颖秘书长热情的接待了我，答应第二天上午和我一起找白天光编辑帮助我出版我的书稿。第二天果真一切顺利，我和白天光编辑很快谈好了所有出版事宜。我真是对他们感激不尽。

    总之，我有许多流不完的辛酸泪，也有许多的诉不完的苦与痛，回忆起来总是有一种难于言表的悲壮之感。
    在1985年春，阜新日报社得知我去北大的消息后，社领佳节又重阳导非常关注，一名姓李的记者专程去北大采访我。可不巧，头一天我因故返乡，第二天李记者才到京，没见到面，他空跑了一趟。李记者曾责问过当时县、乡两级党政，象我这样的人才为什么得不到重视。两级领佳节又重阳导也没有作出什么答复。

为中国有这样的哲学家而骄傲。我们的社会真不能给他安以衣食，让他纵情地研究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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