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学者是把知识和德性统一在一起
iamzlj0226读冯先生的自传，真是很有意思。很故事性。他写的地方从襄阳到武昌到崇阳都是我熟悉的地方。很好看。 他1895年于河南唐河县。与钱穆是一年出生的。祖父家有1500亩地。 “诗有别材，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宋·严羽。 父亲要他写文章要“即景生情，即物见志”。他曾写《游洪山记》 光绪33年，父亲曾为崇阳的县令，做县令非有太太坐镇。母亲进县衙门，三声炮响，老太太也可以用此仪式。老太爷到他儿子的衙门，只能悄悄进去。“妻以夫为贵，母以子贵”对贤妻良母的补偿。 县官每年只有四五两银子的养廉。其它就是靠收税后的剩余了。用百姓交的铜钱换成银子，就有结余。所以可以会有三年知县，十万白花银。 从崇阳是可以坐船到汀泗桥，再到长江的武昌的鲇鱼套，从这里又可坐船经汉江，到河南的唐河，只有要用一个月的时间。 现在这些地方都看不见水了，不到一百的时间，沧海桑田。 1911年到武昌中华大学读书，后到上海公学读书。 “当时的上海，完全是一个殖民城市，商店欺负内地来的人，进了商店，或者在马路上行走，如果不会说上海话，就被他骂为‘江北佬’。但是你说一两个英文名词，他马上就尊敬起来。” 那天，社会学的教授讲，安徽农民工子女，在上海出生，不能在上海上高中，回到安徽家乡人说“小上海人回来了。”但在在上海永远是外地人。“同一件衣服我们没有上海人穿得洋气，我家很小，我们又不能天天洗澡。” 身份认同总是问题，一百年前的上海就是这样。在香港这个地方好像也很难融入。话太难懂，不好意思跟别人讲。只是大陆过来的人很亲切。 冯先生1915年考上北大。1918年出国留学。
iamzlj0226教学：对文本和当下的分析 这几天一直读美国社会学家迈克尔·布诺威的《制造同意》——垄断资本主义劳动过程的变迁。中国人把这本归到人类学方面。他通过对工作现场的分析，说明工人为什么会努力的工作，他认为是现代工业的生产的特性就能在工作现场形成一个竞争性的内部劳动市场与内部国家，于是制造了同意。 然后唤起自己巨大共鸣的是布诺威热爱大学教学的态度及方式。 对于自学来说，没有比什么比教书、特别是在伯克利这样的地方教书更有用了。他给本科生教社会学理论，但是他把这门课当作关于马克思主义和社会学的课来教，第一个学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重建，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葛兰西和法农。第二学期涂尔干对马克思、韦伯对列宁、福柯对葛兰西、波伏娃对法农。这门课一直随着他本的理论视角改变改变——成为他理论的总结和贮存之处。 随着本科生数量越来越多，不断增长的学费和多样的工人压力越来越大，同时学生在同一个学期学的课程也越来越多，要说服学生们去读艰涩的文本写作分析笔记越来越困难。然而，无论如何，他们成功地迎接了挑战，不管课堂规模有多大，现在是220人，在助教的帮助下，将每一次的课程教成对文本以及当代生活的分析——学生自己和别人——也包括我自己。 我将教书当做和研究一样的事情，既不是攫取也不是灌输，而是对话，在其中，教师也需要得到教育。 当他刚到伯克利的时候，很多研究生蜂拥而至来听他们心中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讲课，但他说上学期讲帕森斯，人主刷地走了大半。 “我对研究生上课充满了畏惧，直到现在依然如此。由于害怕课堂讨论，我很想一节课从头到尾满堂灌下去，但是从来没用。在一段痛苦的磨炼之后，我明白了，只有在课堂上与学生‘对决’才能获得新知和进步，即使以面子受损为代价也在所不惜。” 我因为过于傲慢和防卫性的姿态以至于没有从我的同事那里学到什么。他们也忙于自己的事，没空理会我这个古怪的马克思主义者。 他是一个俄半夜凉初透国移民，犹太人。 认真地作一个大学教师，都会碰到一样的问题，用什么样的态度去面对。总之挑战是严峻的。
iamzlj0226在山上呆了一天，也做不了什么事，看了杨澜访谈录。对于钱文忠先生的访问，她显得恭敬些。对于李敖先生则是不断地抢白，李先生也就由她了，她也是强势呀。 两位文化人有一个共同的观点：这个世界是不尊重知识分子的，也不尊严知识。 再看看钱先生真还有不便说的事。钱先生一再表白，他要去做回研究的领域。 其实真正出类拔萃的人在大学里是难以留校的。北大也是如此，遂使竖子成名。 钱文忠：缅怀王永兴先生 对于中国文化、民族命运，王先生到老都保持着一股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的热情。这是王永兴先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统”。 我特别喜欢大学教书生活的一个重要理由，是不必朝九晚五坐班，每每庆幸自己选择了这样的职业。而今天，我不再欢喜。几天不去学校，信箱照例塞得满满当当。我像往常那样漫不经心地整理来信，却让其中的一封击中了。 惨白的信封，右下角印着惨黑的一行字：“历史系王永兴教授治丧办公室”！我惊呆了。近两年，尽管我经常去北京，但是，都没有拜见过王永兴先生。我知道，自己对王先生感情很深。为什么会这样？以前我并没有想过。这几天仔细想来，原因大概有两个：一是，习惯性地以为王永兴先生的身体非常好，想当然地觉得不可能有什么意外，因此今天推明日，明日推后朝，失去了至今想来无比珍贵的拜见王先生的机会，这不能不让我感到哀痛。二是，距今不到二十年前，我离开了北大。内外各种因素使然，我的人生轨迹从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我清楚地意识到，连自己也不喜欢的这一切，自然更和王永兴先生对我这个后生小辈的殷切期望绝不相符。因此，这使我总有点怯于见王永兴先生。这也不能不让我感到彻心彻肺的无奈。 2008年9月15日十八时在北京去世的王永兴先生享年九十五岁，他是和季羡林、邓广铭、周一良等先生同一行辈的学界耆宿。王先生的身体好，在北大是知者甚多的。但是，却有很多人不知道，这并不是王先生与生俱来的禀赋。十多年前，林在勇先生发愿主编“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名家学述”丛书，不嫌我废弃在家，找我商议。我从自己的认识角度拟了一份应该敦请的学界名家的名单，供在勇先生参考，王永兴先生当然是不可或缺的。王先生答应了，很快就完稿了。这就是 1999年由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的《王永兴学述》。可惜，这套丛书似乎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其中“我的治学经历”开头一句就是：“我乃农家子，少年体弱。 ”弱到什么地步呢？“家大伯父认为我体弱不能务农。”然而，却正是体弱改变了王永兴先生的人生道路。幼年的王先生在乡下村塾读《三字经》，很得塾师的夸奖。大伯父看在眼里：侄子虽然体弱不能务农，却应该是一块可以读书的好料。于是，竭力支持侄子读书。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王永兴先生正在沈阳东北大学附中读高一，不愿做亡国奴，十八岁的少年流莫道不消魂亡到北平，过着近乎乞丐的生活。还是大伯父，在1933年到北平来看望侄子，问乡亲借了十元钱，嘱咐侄子补习功课，准备考大学。1934年，王永兴先生考取了极难被录取的清华大学。王先生曾经讲过：“孝于家而忠于国，是儒家基本思想之一，我是儒家门徒，不能不守孝道”，对大伯父感念终生。 进大学以后，1936年，王先生还患上了当时近乎是不治之症的肺结核，被迫休学一年。1937年，大病初愈，他还冒着巨大的危险辗转到达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学业。不知道是否因为经过这样的艰苦磨炼，反而使得王先生的身体康健了起来呢？这似乎没有人知道。北大很多人都知道的却是，在经历了二十一年的灾难和折磨后，1978年11月，王先生从山西调到了北大历史系。那时，王先生已是六十五岁了。重见天日的王先生如饥似渴地研究，只争朝夕地工作。为了保证自己有一个好身体，能够弥补在疯狂岁月里被无情浪费了的生命，王先生每天清晨都在北大南操场跑步。这不是健身慢跑，而是真正的“跑步”，五圈共两千米的快跑；不仅如此，最后两百米还是全力的冲刺！这是北大的一道独特的风景，大家对这位老先生都充满了崇敬之情。这样的跑步持续了多少年，我不知道。但是，一直到我考进北大的1984年，王先生依然是如此跑步的。那时，王先生已经年过古稀了。 谁又能够将如此这般的王先生和疾病联系起来呢？更何况，王先生的晚年是安宁而幸福的，志同道合的李锦绣师母无微不至地照料着他的身体、生活和工作。我一直知道，九十岁以后的王永兴先生依然步履康健。 王永兴先生是一位默默耕耘、与世两忘的历史学家，毕生严守着自己的专业疆域。读书界对他感到陌生，是再自然也不过的事情了。这没有什么，王先生本人更是毫不在意。但是，作为深受大恩的后辈，我总觉得有写点什么的责任。 1934年，王永兴先生考进清华大学，起初读的却是中文系，志向在于研究中国古代文学并且创作白话诗。在历经艰辛抵达长沙后，王永兴先生才第一次选修了陈寅恪先生讲授的魏晋南北朝史。用王先生自己的话说：“课后，高阮兄和我均极振奋，能遇到这样的教师是最大的幸运，我们要一生从寅恪先生受教，因而要转系。”于是，去找时任教务长的潘光旦先生申请。徐高阮先生因为被国民党特务 ** 入狱两年，王先生则是因病休学一年，倘若转系，那么徐先生的大学就要读七年，王先生则要读六年。两位年轻学子对此毫不在意，坚持转到了历史学系，后来都成为陈寅恪先生门下的得意弟莫道不消魂子和传人。 王永兴先生对陈寅恪先生的感情是极其深厚的，学术界知者甚多。不知道从什么时候起，有了这样的说法：“南方蒋天枢先生，北方王永兴先生。”十多年来，学术界、文化界颇有好为“相提并论”者，绝大多数拟于不伦。唯独对这个并举，众口概无异辞。 这种感情当然有师生情分的基础，但是，又绝不止于此。更重要的是，这里有与凡俗意义迥异的“学统”在焉。王永兴先生的治学，就是恪守陈氏学统的。《陈门问学丛稿》（江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陈寅恪先生史学述略稿》（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固无论矣；《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年）、《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校注（第一编上下）》（中华书局1987年）、《唐勾检制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敦煌经济文书导论》（台北新文丰1994年）、《唐代前期西北军事研究》（中国社科出版社1995）以及数十篇厚重的论文，无一不是陈氏学统的承继和弘扬。屡屡称述陈寅恪先生“我拿国家的薪水，怎么能不教书”的王永兴先生，也将三尺讲台视作是培植陈氏学脉的神圣道场。当今中国学界中古史、敦煌吐鲁番学的好几位中坚学者都是王先生的学生，这就是明证。 顺便提一下，正当学术界对陈寅恪先生的研究方兴未艾之际，王永兴先生命我前去，示知他想编一本纪念陈寅恪先生的文集。当时正是学术著作出版最困难的时候。我找了当时还在江西人民出版社工作的唐建福兄，由他安排，1994年由江西教育出版社出版了王永兴先生主编的《纪念陈寅恪先生百年诞辰学术论文集》。我还奉王先生之命到当时的中央民族学院拜见陈述先生，拜领陈寅恪先生手迹复印件，这也是我唯一的一次见陈述先生。这是一本相当重要的纪念文集，可惜只印了三百册，今天几乎可以“珍本”视之了。值得一提的是，主编王永兴先生除了半页“后记”，没有在其中发表文章。这充分反映了王先生的为人风格。今天想来，我总算也为王先生做过些须小事，这多少让我在哀痛中略微有点宽慰的感觉。 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王永兴先生的专业领域是冷僻的。王先生也确实在这个毕生珍爱的领域里“寂寞勤苦”，但是，对于中国文化、民族命运，王先生到老都保持着一股连年轻人都自叹弗如的热情。这是王永兴先生心目中至高无上的“道统”，当然，这也不是流俗可以理解的。 1935年至1936年间，用王先生自己的话来讲：“我积极参加‘一二·九’运动。”其实，岂止是“积极参加”那么简单呢？在“一二·九”运动中，王先生是以一腔热血担负过相当重要的责任的。他在当年的许多同志或者部下，后来成了共和国的高级领佳节又重阳导人。只不过王永兴先生自己从来不提而已。 前面提到过的徐高阮先生是陈寅恪先生非常喜爱的弟莫道不消魂子，也是王永兴先生的好友，他也是“一二·九”运动的组织者之一。后来，他和王永兴先生一样选择了学术作为自己的终身志业。王先生曾经不止一次对我说：“你很像当年的徐高阮。”我当时不以为意，其实是自己太浅薄。后来，我知道了徐高阮先生的人生遭遇，特别是他在台湾的故事，实在不能不佩服王永兴先生的眼光和智慧。 如此性格的王先生怎么能够绕开人生的坎坷呢？1957年，王永兴先生终究没有能够逃脱罗网，被遣送到太原改造思想，控制使用。二十一年的无妄灾难就此降临，读书治学自然是不可能了。王先生的全部藏书更是在1966年被付之一炬，人则被投入土牢，后来被送到农村严加管制，劳动改造。 最让我钦敬和感念的是，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他毕生养护着一颗炽热的赤子之心。有一件和我有关的事情，今天是该公之于众了。 将近二十年前，我不得不离开北大。王永兴先生在我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由北大哲学系王守常教授相伴，在一个晚上，步行爬上四楼，向新调来的北大校长说明我的情况。结果自然可想而知。这件事情，却是在此后，才由守常教授告诉我的。我现在抹着泪水，眼前是这样的一幕：满头白发的王永兴先生，在守常教授的搀挽之下，吃力地爬楼，为的，只是我这个在他眼里还算是可造之材的，其实完全是朽木一般的后生…… 王永兴先生走了，已经四十二岁的我在给锦绣师母打电话时，完全不能控制自己。一位毕生坚守学统、道统的真正的读书人就这样走了。我想，比起我们来，老人或许还是幸福的，因为在他身上，学统和道统不仅没有分佳节又重阳裂，而且依然保持着历经劫难后的完美统一。 临离开北大前，我请王永兴先生赏字。几天后去拿，竟然是毛笔书写的一整张宣纸的《海宁王观堂先生碑铭》！笔迹艰难颤巍：前面说“这一切苦难仿佛都没有在王永兴先生身上留下什么痕迹”是不对的：王永兴先生的手在那个疯狂岁月里被铁丝捆佳节又重阳绑，是几近残废的。 这幅字必将是我的传家之宝。此刻我却不忍，也不敢去打开它，尽管它就在我的座旁。我知道，这是王永兴先生所秉承的陈氏学统和道统的宣言。在我面临苦难的时候，王永兴先生以它相赐，是有深意的。 但是，我更清楚地知道，今天的我也许让九泉之下的王永兴先生，以及其他许多关心我的先生失望了。我只能说：“对不起！”然而，王先生，您或许还可以看下去，我想，我终究是不会让您太过失望的。到那时，您还会微笑的，就像我坐在那张由梁启超送给陈寅恪先生，又由陈先生送给您的书桌前，经常可以看见的那样微笑的。
iamzlj0226许纪霖：我们这一代知识分子 作者：许纪霖 时间：2010-11-15 来自：共识网 我将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划为六代人，以1949年为中点，前三代暂且不提，后三代以文瑞脑消金兽革为中心，分为十七年一代，文瑞脑消金兽革一代和文瑞脑消金兽革后一代。其中最受瞩目的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一代，这一代有各种说法，老三届、红卫兵、知青、新三级等等。他们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之初是初中、高中生，1969年响应毛主人比黄花瘦席号召，上山下乡成为知青，文瑞脑消金兽革之后其中的佼佼者通过高半夜凉初透考进入大学，基本集中在77、78、79这三级，毕业之后成为各个领域的精英，今天无论在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领域，都是社会的中流砥柱。 我是文瑞脑消金兽革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后第一批入学的77级大学生，同学里面大部分是老三届，他们塑造了我们那届学生的主流风格。我当年只有20岁出头，属于红小兵一代，在77级里面是年龄最小的之一，比较边缘。由于身在庐山，又处于边缘，有些问题反而可以看得比较透彻。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人，其人格塑造基本在文瑞脑消金兽革当中就完成了，形成了几个共同的性格特征：第一，有信念，是执着的理想主义者。这个理想一开始是毛泽东缔造的共人比黄花瘦产主义红色理想，到80年代转化为实现中国的富强与现代化。这些理想是他们的生命所在，是支撑他们奋斗的核心因素。第二，红卫兵精神，质疑权威，敢说敢干，有造反的传统。第三，灵活嬗变。这代人经历过信念的生生死死，又有过上山下乡，社会阅历非常丰富。既是理想主义者，又是现实主义者。在某种状况下，也会成为机会主义者，善变、识时务，跟着时代潮流走。这与理想主义既矛盾，又形成某种互补。这代人的理想不是教条式的（十七年一代有这种倾向），为了实现理想可以动用各种手段，最后手段代替了目标。这代人即使做学问，真正的兴趣也不在学问，而是为了救国救世，学问只是一个工具。他们是问题中人，并非学问中人。这与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非常相像，但开风气不为师。第四，有强烈的使命感。毛主人比黄花瘦席当年说只有解放了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于是红卫兵一代人思考的问题都很大，从中国到世界，都是宏大问题。有拯救世人的决心和野心。 在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中国的大学有一种特殊的氛围。要了解这代知识分子，就要从了解当时的大学氛围开始。当时校园政治非常活跃。思想解放运动的各个波段，在大学里面都有直接的反应，大家都非常关心国家大事，谁谈个人前途谁庸俗。1980年竞选区人民代表，当时从北大到全国各个大学，都是一件大事，民瑞脑消金兽主选举，激烈竞选，大家都将它看作是中国民瑞脑消金兽主的政治预演，许多学生都站出来竞选，发表竞选演讲，因此还出了一些风云人物。我们这代人很讲政治，无论做什么，政治敏感性都很强，这个特点一直保持到今天。我1982年毕业之后留校任教一直到今天，看着大学这三十年一路变化，感到很明显的一个变化是，当年大学的公共生活非常活跃，校园里充满政治色彩，但是没有私人生活的空间。今天是倒过来，大学生的私人生活非常自由，但是公共生活的空间相当狭隘。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的早期理想是革莫道不消魂命的理想主义，文瑞脑消金兽革之后革莫道不消魂命的理想迅速幻灭，但新的理想又出现了，变为个人的英雄主义理想。我们当时读的畅销书都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卓娅与舒拉的故事》，还有十九世纪俄半夜凉初透国文学作品，普希金、赫尔岑、车尔尼雪夫斯基等等。法莫道不消魂国罗曼·罗兰的《约翰·克里斯朵夫》，这本书现在几乎没人提，当年却影响了整个一代人，因为它塑造的是资产阶半夜凉初透级革莫道不消魂命者，充满着个人主义的理想精神，这种精神在文瑞脑消金兽革之后迅速焕发出来。那个时候的个人主义与今天不一样，今天是流行的是以个人为中心的、自利的、原子式的个人主义，而当年的个人主义充满着英雄气概，“小我”的意义最后要通过“大我”做出贡献而得以实现。八十年代的启蒙实践也是在这样的氛围下展开的。比如80年代非常走红的“走向未来”丛书，两位主编金观涛、刘青峰夫妇写的文章，今天读来充满了理想主义的精神，他们的《公开的情书》哪怕是私人的爱情生活，都与国家与人类的宏大目标紧密相关。这种理想主义来自毛泽东时代，到八十年代，理想的内涵发生了变化，但理想主义的内在结构却是一脉相传的。 理想主义精神在1987、1989年都遭受到挫折，挫折之后，一部分人下海经商，但许多人还是选择坚守。但从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在理想在现实中遭受挫败之后，人们普遍有一种幻灭感，让人感到理想是虚无的。怎么办？他们不愿认同王朔的痞子逻辑，躲避崇高，我是流氓我怕谁。这代人整个生活追求的是崇高，崇高是生命的价值所在，没有了崇高，人生就没有意义了。但崇高的理想又有很大的虚妄性。在崇高与虚妄之间，形成了痛苦的精神挣扎。就是在这种困境之中，发展出一种“后理想主义”， 这种“后理想主义”精神在作家史铁生那里表现得最为明显。目的是荒谬的，结果也是未知的，行动还有什么意义呢？“后理想主义“与传统的理想主义不同，不再在乎结果，而是注重过程。行动的意义不再是追求实质性的结果，只是自己战胜命运的精神象征。这像加缪所说的西西弗斯精神。西西弗斯的意义不在于最后是否实现了目标，而是以一种知其不可为之的精神战胜了自己的命运。 确切地说，到80年代后期，市场化就以商品经济的形式出现，知识分子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最大的转折出现在1992年，发生了整个社会世俗化的大转型，人们的心态都变了，变得现实很多，理想主义开始衰落。社会发生急遽的变化。90年代的分化是买不买股票，近十年的分化是买不买房。通过股票和房产两波原始积累，原来都在同一个水准的一代人内部，发生了严重的分层，不仅是资产，更重要的是心态的变化。 这一代人中的不少精英很有社会经验，文瑞脑消金兽革时期是红卫兵，下乡受到挫折之后想办法参军、回城，恢复高半夜凉初透考之后立马考进大学，然后是抓住一次又一次晋升和发财的机会。很会抓机会，非常有功利心，虽然有理想，关怀宏大，但在实现目标的过程当中非常实在，充满了机会主义式的权变。只要目的是神圣的，采取什么手段都不重要。中国政法大学的应星先生今年发表过一篇对这代人的批评文章，标题就很刺激：《且看今日学界 “新父”之朽败》，历数如今已经在学界已经成为长辈的“新三级”一代学者的种种劣行：从钻营投机到抄袭剽窃，完全丧失了领军人物应有的道德感和学术份量，虽然年近六十，却德不高望不重。应星这些后文瑞脑消金兽革一代人在90年代成长的过程中可能对“新三代”有过敬仰，至少是赶超的对象，如今失望之至，自然语词激烈。 市场经济是外因，更重要的是缺乏内在的伦理感。这与“新三级”受的教育有关，喝狼奶长大，身上缺乏一种根深蒂固的人文主义和道德伦理感。如今的年轻一代有弑父情结，儿子长大成佳节又重阳人的标志，便是杀死父亲，但又有向祖父一代回归的倾向。父亲一代的压迫是直接的，而祖父、曾祖父却有很大的想象空间。如今的民瑞脑消金兽国知识分子研究热、阅读热，将民瑞脑消金兽国一代人说得花好桃好，虽然有将祖父一代理想化的倾向，但1949年以前受过教育的那代知识分子就是不一样。我有机会深度接触过那代知识分子，比如王元化先生，他一直强调陈寅恪先生的那句话：自由之精神，独立之思想，那是那代人骨子里的东西。我们这代人虽然也追求自由与独立，但总是有比自由独立更高、更神圣的东西，一旦集体和国家的目标与自由发瑞脑消金兽生冲帘卷西风突，就会牺牲个人的独立性。 19世纪的俄半夜凉初透国知识分子有父与子两代人，父亲一代是贵族知识分子，有内涵而没有力量，沉思太多，行动犹豫；儿子一代是平民知识分子，有力量而没有内涵，坚信与其坐而思，不如起而行。当代中国两代知识分似乎刚好倒过来，文瑞脑消金兽革一代人是不可救药的理想主义者，轻信而行动力强；而90年代之后的年轻一代，因为在虚无主义环境中生长，经常怀疑行动的功效与意义，成为游移不定的“多余的人”。我们这代人的毛病在于虚伪，那是一种“真诚的虚伪”。有一个很出名的老三届知识分子，90年代股票热的时候，决定也要挤入俗流去炒股票。俗就俗了，换成下一代人，会大声张扬，觉得很正常。但这代人不行，非要为自己找到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这位知识界名流对朋友说：“为了筹集革莫道不消魂命经费，我们一起筹资炒股票吧！”你说他虚伪，他还真信这个，尽管这种信的里面有虚假的成分，自我安慰，自我正当化。为了崇高可以做一些俗事，只要目的是崇高的，手段再凡俗也就在所不惜了。 我们这代知识分子很少有感恩之心，觉得自己是时代骄子，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有不自觉的自恋意识，得意于自己是超级成功者。其实我们这一代人不过是幸运儿，世无英雄邃使竖子成名，文瑞脑消金兽革浩劫造成了十年的人才断层，我们不过赶上了好时代而已。这十年留给我们一大段空白，差不多在世纪之交，当十七年一代人逐渐退休时，我们这一代就开始在各个领域全面接瑞脑消金兽班，成为最资深的领军人物。这不是我们这代人炉火纯青，有了这个实力，而只是时代的阴差阳错。但这代人自我感觉太好，缺乏反思精神。被揭露出有抄袭、腐佳节又重阳败的丑行，第一个反应不是自我反思，而是自我辩护，一口咬定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代人缺乏道德感。在观念的启蒙上是有功的，但是没有留下道德遗产，很少像民瑞脑消金兽国那代知识分子那样有德高望重之誉。 早在十年前的1999年，上山下乡运动三十年的时候，中国曾经有一次知青热，曾经在北大荒、大草原、云南下乡的知青，后来又考进大学、如今成为超级成功者的一批人，突然发思古之幽情。开始怀念上山下乡那段岁月，苦难的经历被染上了玫瑰色。北大荒知青在上海办一个展览，展览的都是文瑞脑消金兽革期间留下的青春焕发、战天斗地的摆拍照片，一群翻身上位的成功者在那里大谈青春不悔。现场就有同样从北大荒回来的、如今已经下岗的同龄人，尖锐地责问他们：你们当然是成功者，可以青春不悔，但你是否知道我们大多数知青都被耽误了青春，如今下岗待业，成为困难户、低保户？当知青一代中的极少数成功者弹冠相庆，一切苦难最终成为温存的回忆，他们完全忘记了更多的被时代残酷淘汰了的难友。他们缺乏对弱者的同情心，唯有成功者的虚骄，觉得自己的成功便是那代人的成功，自己就是文瑞脑消金兽革一代人的代表。事实上，少数精英的成功是建立在大多数同代人牺牲的基础上的。我参加的77级高半夜凉初透考，100个考生人里面只有不到5个人录取，淘汰率最高，空前地残酷，我们真的是极少数被命运特别关照的人，越是成功，越需要的是感恩和谦卑，而不是自傲和虚妄。 我们这代人毕竟受过启蒙思潮的影响，民瑞脑消金兽主的观念根深蒂固。毕竟不是在90年代后的世俗化环境下生长起来，大部分人不特别爱钱，虽然有些人爱权势。我们这代人不大懂得生活的享受，因为他们年轻的时候，世俗生活是被压抑的，也没有觉得物质生活有多大的快乐。他们的追求是集体性、国家至上的，这就潜伏着变革的动力。特别是当我们这代人即将退休，前途已定，无所牵挂的时候，可能会做点有益的事情。我很希望我们这代人在退下来之前，都能做一两件对得起我们时代的善事，能做多少算多少，那大概是对时代、对人民的最大的感恩。爱权不要紧，要紧的是掌权之后，是否为国家和百姓做好事。可惜的是，那些当官的同时代人，在位的时候屁股决定脑袋，慎言慎行。从位子上退下来之后，倒是慷慨激昂，体制的毛病比谁都看得清楚。 我曾经说过：我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我可以改变我的课堂。因为我的课堂我作主。假如我的同时代人，都能在自己有权的范围之内，改变一点点，十年、几十年之后，可能整个社会，就会有一些根子上的变化。如今的问题大家都在埋怨社会、埋怨政府、埋怨别人，但很少想一想，我自己能够做什么？不是做不到，而是你能做而不东篱把酒黄昏后作为。比如民瑞脑消金兽主，谁都知道民瑞脑消金兽主是个好东西，偏偏不愿在自己的职权范围里面落实民瑞脑消金兽主。最不讲民瑞脑消金兽主的其实倒是知识分子群体。大学缺乏民瑞脑消金兽主，院系缺乏民瑞脑消金兽主，连知识分子的各种学会、行业协会，有几个是民瑞脑消金兽主选举产生的？整个都是体制里面那一套，甚至还不如党代会、人代会有差额选举。 这代知识分子的故事，还远远没有结束，仍然在现实中书写着自己的骄傲或耻辱。新三级知识分子开辟了何种精神传统？将给后人留下什么样的历史遗产？在人生进入收官阶段的我们这代人，或许都应该忙里偷闲，静下心来想一想。历史将会浓墨重彩地为我们记上一笔：或者是光荣与梦想，或者是耻辱与庸俗。 原载《南方都市报》2010年11月12日
iamzlj0226赛义德的知识分子三标准 知识分子应具有 人文立场、 社会良心 和批判精神。 “知识分子是具有能力‘向（to）’公众以及‘为(for)’公众来代表、具现、表明讯息、观点、态度、哲学或意见的个人”。“我在阅读萨特或罗素的作品时，他们特殊的、个人的声音和风范给我留下的印象远超过他们的论点，因为他们为自己的信念发言，不可能把他们误认为藉藉无名的公务员或小心翼翼的官僚”。 事实上是很难做到的： “独立的知识分子不是怀着沮丧的无力感面对边缘，就是选择加入体制、集团或政府的行列，成为为数不多圈内人，这些圈内人不负责、自行其事地作重要决定。” 成为资讯工业雇佣的人员也不是解决之道，因为以这种方式不可能建立起像潘恩和他的读者那样的关系。 知识分子总是处于孤寂与结盟之间。 知识分子既不是调解者，也不是建立共识者，而是这样一个人：他或她全身投莫道不消魂注于批评意识，不愿接受简单的处方、现成的陈词滥调，或迎合讨好、与人方便地肯定权势者或传统者的说法或作法。不只是被动地不愿意，而是主动地愿意在公众场合这么说。 这并不总是要成为政府政策的批评者，而是把知识分子的职责想成是时时维持着警觉状态，永远不让似是而非的事物或约定俗成的观念带着走。这需要稳健的现实主义、斗士般的理性的活力通读复杂的奋斗，在一己问题和公共卫生领域中发表、发言的要求二者之间保持衡——就是这个使得它成为一种恒久的努力，天生就不完整、必然是不完美。然而它予人的鼓舞激发和蕴涵的错综复杂，至少对我而言，虽然并不使人特别受欢迎，却是因而更丰富。 ——《知识分子论》P26
iamzlj0226 一个吞噬了知识之树的时代的命运是：它必须……认识到，普遍的生活观和宇宙观决不可能是日益增加的经验知识的产物，最强有力地推动我们最高理想，始终是在与其他理想的斗争中形成的，那些理想对其他人来说是神圣的，正如我们的理想对我们来说是神圣的一样。 ——马克斯·韦伯 由南方周末等联合主办的“2010中国梦践行者致敬盛典”7月31日下午在北京大学百周年纪念堂隆重颁奖。在知名作曲家郭文景作曲的“中国梦”主题曲中,学界大家吴敬琏、“揭黑记者”王克勤、导演吴宇森、世博局名誉主人比黄花瘦席吴建民、作家龙应台、导演姜文、艺术家徐冰等7人获颁“中国梦践行者”致敬杯，易中天、陈丹青、白岩松等对话嘉宾随后与7位被致敬者展开了精彩对话。 主办方提出的本届“中国梦践行者”的甄选标准是：体现了中国新魅力的人，兼具家国情怀和公民瑞脑消金兽意识，通过卓绝的努力,在所在行业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创造当下中国奇迹的中国人中的优秀代表。目的是激励更多的中国人做更大的“中国梦”。 知识精英是以精神生活为自己生活的主要食粮，毕生为着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吴敬琏，对市场经济抱有毕生信仰。但市场体制在中国落地后，竟然遭遇一系列困境，使他大梦初醒，“吴市场”从此升级为“吴法治”。 他说：重新界定政府职能，韩国的威权主义加市场经济模式一度搞得不错。朴正熙在地图上画一道线说，我要修一条从汉城到釜山的高速公路，你来修怎么样？郑永周就说，好，我来修。朴正熙就给他各种各样的政策，他很快就把那条路修好了。关键是从这种过度强势的政府主导中走出来。韩国的八大财团还剩下什么？就是“三星”、LG，现代简直是家破人亡。这个转型并不容易，挺痛苦，代价挺大。 新世纪以来我们的社会有两个趋势：一个是腐佳节又重阳败趋势，城市化过程，出现了一新的寻租空间即政府垄断的土地资源，征地农民损失的土地价值20万亿到30万亿，这么大的财富为政府控制。另一个是贫富悬殊的趋势愈演愈烈，基尼系数大致在0·5左右，在世界列前。 这两个趋势还不是最可怕的。人们并没看到问题的症结是政府权力太大，反而认为是政府管得不够。强化政府权力，国进民退，恶性循环。路径依赖就到了死胡同。 我在90年代就提出：我们处在一个赛跑的阶段，就是腐佳节又重阳败和法治的市场经济哪个一个跑得更快一点。 从传统社会到现代社会的转型，经济上的拐点就是蔡方讲的“刘易斯拐点”，农村的剩余劳动力都已经转移完了，劳动力从最高点下来了，已经不是无限供应了。人的价值因此得到空前提升，经济的增长主要不是靠资本和资源的投入推动。 如果总是不进，演化到一定程度之后可能是整个往后退。 主要是精神状态问题，现在的年轻学者可能缺乏1980年代知识分子的追求。我们那一代被压抑得太久了，我们希望我们这个民族有希望，所在总憋着一股劲，真是有一个大的思想飞跃。 吴宇森：我希望中国能够强大而谦卑。 不管我们怎么强大，我觉得现在中国社会给我的感觉就是，全民族注重经济，不够重视文化。我觉得现在经济好了，很多人都富起来了，年轻人也有机会追求他们的梦想，但我觉得他们追求的都是一些比较外在的东西，比如功名、金钱，没脸注重文化和精神。让年轻人觉得书还是重要的，文化是重要的，精神价值是重要的，使中国文化能够得到尊重和延续，如果社会以经济以功利为主，年轻人会越来越空虚，越来越难以面对自己，面对未来，面对世界。 《南方周末》8/12
iamzlj0226到大学工作了六年，对于这个地方的文化与生态有体会，但不会概括。 今天系里一位老师退休，我们几个老一点教师的到华美达旋转餐厅，聚一聚，以表送别之情。其实就是在周四不在一起开会了，还会住在一个院子里。 吃饭时，我不禁把看到这一段话（《此岸芦苇》计文君），告诉大家。大家都没有反映，他们都是大学中生活了一辈子的人，有的还是两辈子，比我了解。半瓶醋才会晃荡，想起来自己挺可笑的。是呀没有发声器官的，还要发声，好痛呀。 “野生动物了解自己的丛林一样，了解自己的学校。有尖牙利爪的食肉动物，也有委琐的小爬虫，有草食动物。大多数老师都是植物，植物是没有发声器官的，处在食物链的底端，顶多是挤挤地朝着阳光雨露丰沛的地方拚命生长而已，能念‘草木有本心，何求美人折”的，都是积年变了精的花妖藤怪。 低调、耐阴。是生在墙角的青苔。” 假设制度就是合理的，一切顺之。一旦定下来，决不改。发声没有用，只是自找没趣。找一个阳光雨露丰沛的地方吧。 还是过那，一灯如豆，万赖俱静，湖平风静，日落月升的日子。
iamzlj0226那天孙君来访，谈到他学习的榜样是晏阳初，说晏阳初的思想依然有实践的价值。这两天写关于农村问题的报告，无论如何也写不出来，没有灵感，到网上看晏阳初的材料，有些启发。 晏阳初乡村建设实践长期以来是受批判，不“革莫道不消魂命”吗，是改良。他在新中国呆不下去。现在看来他做的是基础性的工作。我们现在的农村基础文化普及了，起码识字；有了基本的医疗设施。缺乏的是晏阳初的那种决心，那种热忱，那种宗教家的精神。晏阳初的宗教精神在他的实践起了很大的作用，那种对贫苦人的热忱。使我想起湖北的桂希恩教授也是信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的，对艾滋病病人的态度。 孙君有决心和热忱，所以他就做出了成绩。 晏阳初是在耶鲁学习政治学的。 晏阳初1890年出生于四川省巴中县的一个世代书香门弟。在塾师兼乡医的父亲的教育下，他受到儒家文化的熏陶。谙习时势的父亲也深知“书香之外另有世界，西学乃潮流所趋”。将少年晏阳初送到几百里之外的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内地会创办的西学堂接受新学。在这里他肄习了算术、化学、物理、历史、地理、英语等现代科学知识，还接触到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文化，接受了洗礼。1916年远涉重洋，考入美国耶鲁大学，研习政治学。 1917年中国对德宣战，英法两国为补充劳力短缺，从中国大量招募华工运往欧洲战场，从事运送物资，挖掘战壕，掩埋尸体等繁重的劳动。由于华工绝大多数是文盲，万里迢迢来到异国他乡，语言不通，精神本已极度苦闷，加之繁苛的劳动与洋人的斥责与打骂，情绪极不稳定。1918 年初夏，晏阳初从美国耶鲁大学毕业，两天后，即束装赴法莫道不消魂国战场参加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教青年会主持的为华工服务的工作，当时参加这一工作的留学生约二百余人，为国人熟知的还有林语堂、蒋廷黻等人。六月中，晏阳初抵达法莫道不消魂国普蓝（Bologue）的服务中心，在有5000名华工的华工营中，开始了为华工服务的工作。与华工朝夕相处中，他发现劳工们不但勤劳朴实，而且有着非凡的热忱与智慧。只是他们没有受教育的机会，才陷入贫困与无知，沦为被欺凌被奴役的对象。华工营就是中国社会的缩影。“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没有高素质的国民，哪来的强大的祖国！于是他在华工营中试办起识字班。石板、石笔与生活中常用汉字成为他教学的工具与教材。四个月的教学，居然使工友们能读报，会记账，能写自己的姓名，会写简单的家信。他大受鼓舞。随即这一形式在英法美各国的华工营中推广，进一步“开通华工的智慧，辅助华工的道德，联络华工的感情”。 1920年夏，晏阳初回到祖国，立即策划平民识字运动，号召“除文盲、做新民”，并于1923年成立了著名的中华平民教育促进总会（下称“平教会”）,任总干事。他选择了长沙、烟台、嘉兴、武汉等地，进行平民识字教育实验。每到一地先组织学生游佳节又重阳行，宣传平民识字的意义与办法。征集在职的中小学教师作义务教员，按社区分段招收学生，利用商行、机关、寺庙空房组成平民识字班，按期开学。识字班每期4个月，教授《平民千字课》四册，学习日常用字1千余字。并教授简笔字，课文全部采用白话文。实验工作取得经验后，继续在本地与外埠推广。经过几年的努力，各地都有数以几万乃至几十万计的平民通过学习，取得了识字结业证。到20年代中期，全国大部分省市都成立了中华平民教育促进分会，华北、华中、华东、华南的大都市先后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扫除文盲的识字运动，成为20年代中国教育史上的一个壮举。在城市平民教育取得成绩之后，他进一步深思，中国向来以农立国，80%的人口居住在乡间，农村才是中国社会的基础与重心。中国正在经历着社会全面崩溃，要救济中国，必先救济乡村，要建设中国必须先建设乡村，这需要掀起一场深刻的乡村改造运动。乡村运动将肩负起“民族再造”的使命。 1926年，平教会选定河北定县为实验区，开启了而后蔚为壮观的乡村建设运动的先河。在普及教育的过程中，逐渐形成乡村建设的整体思路。晏阳初将中国农村的问题归为 “愚、穷、弱、私”四端，主张以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分别医治之。这一教育主张和他们所实施的工作包括： 以文艺教育救“愚”。通过学习文化、艺术教育和普及科学知识开发民智。他们编写了600余种平民读物；选编了包括鼓词、歌谣、谚语、故事、笑话等60万字的民间文艺资料，搜集民间实用绘画、乐谱等，组织歌咏比赛、农村剧社，举办各种文艺活动。 以生计教育治“贫”。进行农业科学研究，举办实验农场，改良猪种和鸡种；对农民进行“生计训练”，如农推广良种、防治病虫害、科学养猪、养鸡、养蜂，组织农民的自助社、合作社、合作社联合会，开展信用、购买、生产、运输方面的经济活动。 以卫生教育救“弱”。实施卫生教育，创建农村医药卫生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所，县设保健院。1934年，全县建成这一系统，农民每年人均负担不过大洋一角。在控制天花流行，治疗沙眼和皮肤病方面取得明显成绩。 以公民教育救“私”。晏阳初认为平民教育的基础是识字教育，中心是公民教育，以养成佳节又重阳人民的公共心与合作精神。他们出版多种公民教育的材料，进行农村自治的研究，指导公民活动和开展家庭教育。 1929年平教会从北平搬迁到河北定县。与此同时，他号召知识分子“走出象牙塔，跨进泥巴墙”将自己的爱国情怀报国之志转化为用自己所学的科学知识投身于改造农村社会，解除农民疾苦的实际行动。在他的带领与影响下，数以百计的中高级知识分子，其中包括陈筑山、瞿菊农、冯锐、孙伏园、李景汉等海外归来博士、硕士，他们纷纷放弃了都市中优越的工作条件与舒适的生活环境，携妻将雏，举家前往偏僻艰苦的定县，加入了乡村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行列。这一称为“博士下乡”的举动，标志着中国近代知识分子对“学而优则仕”与“坐而论道”等传统观念的超越。他们希望能通过定县这个“社会实验室”为中国的广大农村与整个社会摸索出一条自强自救的建国方略。 三十年代初，国民党内政部次长到定县视察后，对定县的乡村改造工作极为赞赏，因此国民政府决定把这种模式向全国推广。因此南京政府通过决议，全国各省设立乡村建设研究院，并划出一个县做试点。 由于日本侵华，1936年晏阳初领佳节又重阳导的平教会撤离定县，定县实验被迫中止。晏阳初说：“我们被赶出定县我们的人类社会——经济实验室，世界上第一个社会实验室。”。 乡建运动后来被视为“改良主义”，有人批评其实效差，未能挽救农村破产的命运。其实，教育本来就是一个迟效的事业，对教育改革不能持过于简单的评价。1934年，在定县工作五年之际，晏阳初坦言困难和他的态度：人才短缺、经费匮乏，面对内忧外患和天灾人祸，教育改革难被重视；改造民族生活之大计，决不会刹那间成功，只能脚踏实地、一点一滴去做。的确，这种坚持理念，在险恶的环境中锲而不舍的工作精神，本身就是中国社会所应当珍贵的。即便从物质进步的层面，当年的耕耘也是有实获的。据80年代初河北省的材料，由于平教会当年的工作，定县已成为无文盲县，已消灭天花；当年平教会当年引进的良种猪、优质白杨和良种苹果，现在依然享誉河北，致富于民。 1943年，哥白尼诞辰400周年之际，美国百余所大学和科研机构的代表评选晏阳初为“现代世界最具革莫道不消魂命性贡献的十大伟人”之一，与晏阳初并列的有爱因斯坦、杜威等奥维拉.莱特、亨利.福特等。晏阳初是获此殊荣的惟一亚洲人。 二战末期，罗斯福总统提出了著名的四大自由，晏阳初补充了一条，就是人民要有“免于愚昧无知的自由。” 1950年以后，晏阳初在中国的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的实验被迫终止后，他将自己的事业转移到更广阔的国际舞台——第三世界的一些国家，以定县实验的基本经验与中国平教与乡建的理论为基础，在泰国、菲律宾、印度、加纳、古巴、哥伦比亚、危地马拉等国，继续为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奔走，指导推行田间实验与社区教育。将初期的“除文盲，作新民”的口号扩展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 1956年在晏阳初的间接帮助下，按晏阳初的乡村改造思想，菲律宾历史上第一批全国选举的议员产生了。后来晏阳初在菲律宾建立了国际乡村改造学院，这个机构一直工作到今天。 1955年晏阳初被美国《展望》（look）杂志评选为“当前世界最重要百名人物之一”。国际舆佳节又重阳论给予他崇高的评价，称赞他“是具有坚定信念与丰富想象力的英勇学者，是劳苦平民心智与精神的解放者”,是“世界平民教育之父”、“真正的哲学家与人道主义者”。美国著名作家诺贝尔奖获得者赛珍珠，称颂他“在世界黑暗之处点燃了一盏明灯”。菲律宾总统、泰国国王都把自己国家的最高荣誉奖章颁发给他，以表彰他对各自国家所作的杰出贡献。 1985年8月，在阔别祖国45年之后，晏阳初应邀回国访问考察，邓颖超、万里、周谷城等接待了他,并对其一生从事中国与世界的平民教育与乡村改造事业给予了积极评价。 1987年，美国总统里根为晏阳初颁发“终止饥饿终身成就奖”，称“六十年来为铲除第三世界饥饿和穷困根源，你始终不渝地推广和开拓着一个持续而综合的计划。”，并祝贺他97岁诞辰。 1988年晏阳初98岁寿辰之际，里根总统在给他的贺辞中说：“在我任职期间，最大的报偿之一莫过于得知有像您这样全心全意为他人服务的贤达之士。” 1989年布什总统在给晏阳初的生日贺辞中说：“通过寻求给予那些处于困境中的人以帮助，而不是施舍，您重申了人的尊严与价值。”“您使无数的人认识到：任何一个儿童决不只是有一张吃饭的嘴，而是具备无限潜力的、有两只劳动的手的、有价值的人。” 1990年1月，晏阳初走完了整整一百年的人生历程，在美国纽约逝世。终年100岁。其部分骨灰安放在巴中城东郊白塔山顶晏阳初史迹展览馆。 环顾今日之农村，虽有天地翻覆之变，但基本的问题和处境仍然是相似的。晏阳初当年的“定县实验”仍是我们认识、解决“三农”问题值得借鉴的珍贵资源；而他一生矢志平民教育、献身乡村建设的精神，更是当下十分稀缺、需要我们勉力继承和弘扬的精神遗产。 晏阳初在接受赛珍珠访谈时曾对全世界说：“我向全世界提出这一个问题，请求解答。为什么不能团结所有国家、所有地区的人民以共同打击我们的敌人——愚昧、贫困、疾病和腐佳节又重阳败政府呢？” 晏阳初自称“三C”影响了他的一生，即孔夫子（Confucius）、基薄雾浓云愁永昼督(Christ)和苦力（Coolies）。他说：“我是中华文化与西方民瑞脑消金兽主科学思想相结合的一个产儿。我确是有使命感和救世观；我是一个传教士，传的是平民教育，出发点是仁和爱。我是革莫道不消魂命者，想以教育革除恶习败俗，去旧创新，却不主张以暴易暴，杀人放火。……我相信‘人皆可以为尧舜’。圣奥古斯丁说：‘在每一个灵魂的深处，都有神圣之物’。人类良知的普遍存在，也是我深信不疑的”。 晏阳初认为“明智的国家主义就是国际主义”，他说：“‘富有’的人民和‘富有’的国家必须认识到，只有当‘贫穷’的人民和‘贫穷’的国家满足了，你们才是安全的。你把这叫做明智的自身利益也可以。” 晏先生认为，民间机构的创造性工作对于一个国家走向民瑞脑消金兽主和现代化有重要的作用。晏先生说：“（美国）在选举政府之前，这里就有如此之多的私人机构在真正从事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他们在引导政府，并且始终在闯新路。”，“在人民有能力改造自己的生存环境时，要发起任何社会、经济或政治上的改造都有基础，原因是人民已掌握这些事情。在进行基础训练和掌握基本纪律后，人们知道如何同困难作斗争，在灾难面前，他们不再表现得无能为力了，他们有了力量。这是一个民族和国家发展的道路。” 晏先生认为：“对民瑞脑消金兽主来说，个人的主动性是首要的。扼杀了个人的主动性，就等于扼杀了民瑞脑消金兽主。” 晏阳初先生始终坚持工作中的民间立场，他说：“如果你想在教育上或其他领域内提倡新思想和新制度，那就最好不要介入政治，这样，你才有作实验的绝对自由，这是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的惟一方法，否则，你就会由于放弃原则而失败。” 晏阳初说：“我们都希望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但其确切含义是什么？世界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什么？是黄金还是钢铁？都不是，最基本的要素是人民！在谈及一个更好的世界时，我们的确切含义是需要素质更好的人民。”
iamzlj02266月25日，91岁的吴冠中离开我们。走之前又捐了一大批画。中国人又失去了一个意见的代表，说真话，不畏强薄雾浓云愁永昼暴的先生。 走之前在一套三居室的房子里住了19年。 “我自己满意的作品，不卖给收藏家，他们不是爱艺术，而是做商业投资等着股票升值。西方的收藏家他们买画，欣赏一阵后都捐给美术馆、艺术馆和博物馆。”以后就不买画了。“以前是政治压力给我带来困难，后来我熬过来了；后来是经济压力来了，我躲过去了。我不需要那么多钱，把自己的作用搞好，保证质量。”他的作品绝对多数没有进入市场。 吴冠中说自己一辈子都在为争取艺术自由和理想面奋斗，但有三股力量视他为眼中钉：一派是中央美院徐悲鸿和他的学生为首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定实主义绘画流派；一派是延安来的部分左的美术干部，建国以后大都在各大美术机构、院校以及文化要害部门掌握实权，他们将吴冠中提出并一贯强调的绘画的形式美、抽象美等观念视为洪水猛兽、大逆不道；另一派即保守的传统势力，大致就是指传统国画家们。 1980年他就提出：政治第一，艺术第二，这样的第二，永远是第二，永远上不去。他提出来时，在场的人没人敢说话。 “现在我经常想，如果鲁迅还活着，在这个环境里，他会怎么样呢？——如果让我再活一次，我一定不学画，我要学政治，把国家民族治理好，这比画画更重要。“ 去年在798看吴冠中的画展，那样清新，有震撼力、表现力。 都是画家，每个人有每个人活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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