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好莱坞的警匪片中，总是有一对搭档，一般是一对俊男靓女；有时也是两个硬汉，相互补台，相得益彰，使戏变得煞是好看。

其实有一个好的工作伙伴，是快乐、有效工作的条件。因为有伙伴，难以做好的事情都做好，达不到的高度都可以跳起来，碰到。关键是心情愉快，对许多事情都可以直抒胸意，开诚布公，时时为对方着想。

能成为好搭档是一种机缘，只能碰，不能找。要志趣相投，智商相当，价值观相同，气味相合。会在合作中产生思想的火花，让人心情很好。使工作越干越有劲，效率大大提高。

很久没有读这样令人感动的文字了，要贴出来给大家看。想着我们有如此好的研究条件，却难以沉下心来做学问。真觉得对不起自己的人生。这两天讲课,总是忍不住要提起张文.
   也不知道张文现在是如何生活。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真正的另类。精神的卓越追求者。

我想起来，在上个世纪60年代，也有一批农民讲“哲学”，且到处讲，到后有几个人都学哲学终身享受高官厚禄。真不知那叫啥哲学。

    张文是一个农民，家住辽宁省阜新市彰武县。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末的时候，初中学生张文喜欢上了哲学，喜欢的还是那种玄奥的逻辑哲学。麻烦的是，他竟然从那时起，一直喜欢至今。1985年，张文作为哲学爱好者，竟然跑到冯友兰家里去做志愿者，结果吃住在冯先生家里，一直呆到1990年底，冯先生去世后。回到家乡，他继续研究哲学。张文有时在家务农，有时来沈阳打工。但是哲学是必不可少的。他已经是六十岁的老人了。
       哲学高尚。是在这样一个只有投入，没有产出的荒凉而寂寞的领域，张文能够坚守40年。

附：张文自述

(2007-12-26 14:14:38)
标签：我记录 我的校园 冯友兰先生 哲学 文化

    我是一个70年代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在初中时代就酷爱哲学，喜欢哲理。特别是在我阅读了恩格斯《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哲学笔记》之后，使我了解到了辩证逻辑应该是一种人类的最高的科学理论学说。于是我就下决心立志去研究它。当时县里书店里关于哲学和逻辑之类的书籍很少，能买得到了也只有马、思、列、斯、毛的哲学著作，我为了买书只能把日常的零花钱节省下来。虽然有了书，但是由于自己的文化水平低，因此也很难看懂，没办法。我只好像蚂蚁啃骨头那样一点一点地啃起来。因为我是在一种朦胧之中开始研究哲学的，所以也感到很渺茫，也不知结局如何。

    我是在1947年的战火纷飞的东北解放战争的岁月里出生的，正赶上兵慌马乱，我生下来因为全家人都吃糠咽菜，所以我也无法逃脱这种饥饿的恶运。饥饿险些把我拉到了死亡的边沿，听母亲说，我是强活过来的孩子。再加上1960年前后我又赶上了低标准，瓜菜代的待遇，因此我的身体在青少年时很瘦弱、矮小，就连毕业后找对象都遇到了困难，父母四处托媒都不成，只好通过亲戚朋友关系给我介绍了一个当时是富农家女儿结了婚，我的似是而非的爱情和家庭生活就是这样开始的。结婚之前为了自己的前途和理想，也想到去当兵参军，或找到一份好工作。哪怕是亦工亦农的也好，当教师也是我的一个愿望，但是，都由于自己没有人和机遇，因此所有的幸运也都没降临到我的头上而成为一个幸运儿。机遇往往会成为一个人事业成功的基石，许多有理想和志向的人都因为没有这个“上帝”而失败或泯灭。我也深知自己前途莫测理想渺茫。研究辩证逻辑是我青少时代唯一的精神支柱，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我都不会轻而易举地放弃它。除此之外别无所求。

    在改革开放以前，农村所有初、高中毕业生以及其他的农村户口人员都必须去生产队报到，去当一名挣工分的社员，参加一年四季的生产劳动。因为我是农村户口，所以我也毫不例外。当时我觉得生产队里的劳动很单调而又乏味的，对自己的思想是一种压抑，我需要一种自由。为了寻找自由，呼吸自由的新鲜空气。1974年末我又去了大兴安岭，当了一名盲流，成为了一名名符其实的“自由人”。为了生活，我钻深山老林去采木耳、猴头、蘑菇，挖药等，并且打工、跑火车板什么都干，虽然生活也很艰苦，但是也感到很满足。因为自己有了一个自由的环境。在大兴安岭我亲自聆听过林海的松涛声、群熊的吼叫声、野狼的哀嚎声。我也亲眼看到过野狍奔跑的雄姿。大兴安岭的万里松涛、山清水秀和鸟语花香的美丽景色使我陶醉。更使我难忘的是，那每年五月的漫山遍野的映山红。鄂伦春人的坦诚好客也使我很留恋。我曾经把大兴安岭称为我的第二故乡。八年，整整的八年里，可以这样说，浩瀚的大兴岭都留下了我的足迹。改革开放之后，1981年我终归故里，回乡定居，劳动之余一想起自己未实现的理想和未完成的事业，就焦躁不安。为了激励自己，又自赋小诗一首，如下：

  八年之多在兴安，
  今日又把家乡还，
   理想虽远志不渝，
   重踏征途谱新篇。

为了更好地研究辩证逻辑，回乡后我每年都要用节俭下来的钱到邮局去订阅《哲学研究》和《哲学译丛》这两本刊物。据邮局人说我是全县唯一订阅这两本书的人，通过这两本刊物，我对中西式哲学和逻辑学发展史，以及现代哲学和逻辑学研究状况都有了一般性的了解。因为自己当时只是一个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爱好者，没有导师的指导，再加上有关研究辩证逻辑的参考资料和书籍的短缺，所以虽然经过多年的努力，但是也没有研究出什么成果来。尽管如此，我也从来没有放弃对于辩证逻辑的研究。

    1984年的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给中国著名的哲学家、北京大学教授冯友兰先生去了信。冯友兰先生和他的女儿宗璞女士（中国著名女作家）看了我的信后，都很同情我的处境，回信就决定让我到冯友兰先生身边为他老人家作记录和抄写等工作。在此期间，曾受到了冯友兰先生的许多的谆谆教诲，学到了许多在别处都是无法学到的东西。同时，我还收集到了许多有关研究辩证逻辑的参考资料和书籍，为我以后从事辩证逻辑研究工作打下了一定基础。
    在冯友兰先生身边工作的5年多的时间，是我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生生涯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转折点。如果说我将来能够在辩证逻辑的研究中取得一点成果的话，那么一切都应该归功于他老人家和他女儿宗璞女士。
    尽管冯友兰先生家是一个高等知识份子家庭，而自己又是一个文化水平低俗的后生之辈，但是由于冯先生和宗璞女士都很温柔和宽容，因此有时我的工作即使出现了差错或冒昧的地方，他们也不责怪我。这是我在冯先生家能呆5年多时间的主要原因。
    在我从北大回乡后，宗璞女士曾写了《藤萝瀑布》一文，作为初中一年级的语文教材，我曾经给她家的藤蔓搭过架、浇过水、除过草。因此，每当我看到这篇文章时，就仿佛回到了北大燕南园。我在北大燕南园期间，除了冯先生和宗璞女士一家人之外，王力和夫人、朱光潜和夫人、王宪钧和夫人，以及所有其它的燕南园人，都对我非常关怀，我很难忘。另外，哲学系的一些教授、讲师以及其他办公室工作人员待我也都非常热情。可惜的是，他们之中有好多人已经过世，留给我的只能是一种历史记忆了。
    冯友兰先生1990年11月26日去世，同年12月我从北京回到了家乡，继续从事辩证逻辑研究工作。从拟定课题到《语法词项概念的综合与分析的辩证逻辑》一书的脱稿，我一共用了20多年的时间。
    我在从事辩证逻辑研究的过程中，始终认为它应该是一门科学的科学，因此我坚信，通过辩证逻辑能够解决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的，因为这些难题问题一般的都与辩证逻辑有关，虽然人类研究辩证逻辑所走的道路很艰难，任重而道远，但是因为它在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都具有着非常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所以如何去建立一个完整系统的辩证逻辑体系，并且通过它去解决一切自然和社会科学理论中所存在的疑难问题，应该是成为摆在当代所有哲学和逻辑学家们面前的首要课题。

    对于辩证逻辑，不但拟定课题难，而且研究它的体系框架也很难，因此迟迟不能动笔。它在世界的逻辑学研究中还是几乎是一个空白。对于辩证逻辑西方学术界研究的还很少，只有在原苏联十月社会革命后，在原苏和中国等国家的学术界曾开展了比较广泛和深入的研究。可是由于种种的历史原因，因此也没有建立一个比较完整和系统的辩证逻辑体系，它的概念判断和推论的形式仍然是一个不解之迷。通过几年的阅读有关中外的参考资料和各种书籍，经过几番周折的酝酿，直到1996年才开始动笔撰稿。撰稿之晚的另一个原因是，由于我从北大回乡后盖房子和儿子结婚欠下了一笔在当时不小数目的外债（两万多元），因此我不得不去经商做买卖。债务还清后我立即投入了紧张的撰稿。
    写作对于只有初中文化程度的我来说也是有一定困难的。几十万字的预稿写完了，又不得不作废，重新还得继续写。如果把我的所有手稿收集起来，差不多要有桌子那么高，并且都是8开的稿纸。

    在几年的撰稿的过程中，我也经历了许多苦难，成天坐在挂着塑料棚的小屋里，没有电话、电视，手机更是不能奢望。甚至连穿衣吃饭都成了问题。著书这种脑力劳动与一般的劳动不同，它是非常繁重的，吃不饱，睡不好。由于我经济困难，因此饮食水平很低（应该说是最低的），啃玉米面饼子的时候很多。由于脑力劳动过度，脑供血不足，脑后长了一个乒乓球大小的粉瘤，至今每天都在隐隐作痛。没有衣裤，只能去旧物市场买，有时孩子或亲朋好友们送几件，我现在穿的衣服就来源于此。有一次，我在沈阳市府广场南的一个福利彩票站向在场的人诉说了我的艰难，当场有一个好心人马上回家取来几件旧衣裤送给我。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对辩证逻辑的研究任重而道远。我考虑到终生有完不成这项任务的可能，所以我毅然决然的在1999年开始每年就不种承包田了，全力以赴从事研究和撰稿工作。当时老婆孩子都非常的不理解。老婆想离家出走打工，儿子为了教训我这个“不务正业”的父亲，大打出手不算，还把我从坑上拽到地上。由于摔得过重，右肩骨受伤，吃了30多元钱的药才康复。虽然如此，我也很理解他们的苦衷，我不想责怪他们。尽管孩子们不理解我所从事的事业的重要意义，但是在以后几年的日子里还是靠他们周济了我。没米没面他们给送来，没钱他们主动给拿，没柴烧他们主动用车拉来。

    由于自己坚持不懈地搞一些“不务正业”的事业，免不了也受到父亲的责怪：“你写的东西有啥用，能当饭吃，能当钱花？种点地，养点猪，挣点钱就得了，何必去东跑西颠的瞎折腾。”亲戚朋友老同学等在背后也说三道四，对我敬而远之，都用一种世俗的嘲笑目光看我。老婆孩子更不用提了每天的埋怨声、指责声不绝于耳，使我处于一种内外交困的困难境地。压抑和发自内心的痛苦也使我简直喘不过气来。

    由于我住的村上没有打字的，因此打字就必须到30里地远的彰武县城里去打。为了省点钱，我很多时候都是骑自行车去的。由于我年龄大，往返时间又长（来回共3个小时），因此坐骨已受挫，来回下车子都很困难，疼痛不已。我的妻子脾气很不好，因为她不支持我的工作，所以我每次上县打字，她一般都不给我做早饭，只好空着肚子走。
    在县里打字，我一般中午都舍不得吃饭（有时也没钱吃饭）只好饿着回家。后来冰雨打字复印社的侯宇和孙兵杰夫妇发现后就主动在中午给我做饭。有时确实使我很难为情，只好尊敬不如从命。他们对我的帮助很大，我从心里感激他们。
    一个人如果没有饭吃和水喝，那么就会给他带来死亡的恐惧；而一个人出门在外如果身无分文，那么也给他带来绝望之感。在当今经济社会里，没钱也是会使你吃不上饭，什么事都办不成。我经历过许多没钱的难处和痛苦。1996年在沈阳打工，工地不开工资，吃饭成问题了。向别人借，别人又不借我。在取借无门的情况下，我只好拿定主意骑车去工地附近的于洪广场的晚市上去捡钱。因为偷钱要犯法被拘留判刑，我不敢。事情也很巧，当我走到广场东路南边时，果真发现100元钱（两张50元票）在地上，我喜出望外，顺手捡起。心里暗暗自语：“天助我也！”。同时我也庆幸，接踵而行的人流中竟没有人能发现它。前些日子我打算去住外地的亲戚家借钱，正为没路费而一筹莫展，在参加一家亲戚的丧事时，走在路上意发现一辆三轮车的旁边放着一张100元钱的票子，我顺手捡起时心里跳个不停。我拿着钱当面问了在场的人有人丢钱了没有，在没人说丢钱的情况下，我才坦然的把钱放入了自己的腰包。
    我是一个出生就懂得什么是饥饿的人，因为我曾经受过饥饿的洗礼。我在看某部电视剧时，其中有个主人公曾说，饥饿是恐惧，但饥饿出哲学，出思想。这又不能不使我想起孟子的“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的话来。

    近几年来，为了打字和跑出版社的费用、还贷款，我只好到外地去打工。2002年8月份，我第一次去了大连的九龙湾，这也是我第一次见到了大海。我站在海边，望着浩瀚无边、波涛万状的大海，顿时不觉心潮澎湃，思绪万千。因为打工的工地是在闹市街道上，而当时又是三伏天，天气很热，热得你都喘不过气来。第一天，由于我凉水喝得过多，肠胃受凉，在晚间还没有下班，肚子就开始疼得要命，倒在街道上不能动弹，站不起身来。别人拿药给我吃了，也不顶事。当时代班的工头不敢用车送回住所，害怕出事。后来还是老板无奈只好用轿车把我送回住所。直至晚间8点左右才止住疼痛。后来，每当我想起这件事就感到很害怕。在九龙湾干了几天就下工转到了辽阳污水处理厂工地，一直到年底才回家。

    在外地打工我也遇到过很多危险。例如在辽阳污水处理厂，有两人站在一个很深的大土坑的上沿，用绳子往上去拉一根很重的铁管子。在用绳子把大铁管子拉到快上沿时，绳子突然开了扣，大铁管子轰隆一声直奔坑底轧下来。我当时正在坑底下，急忙跑开幸免于难；又例如，去年秋末在沈阳市新城子挖污水管道沟，有的沟两米来深，有水还不算，时刻还有坍塌的危险。有许多人都不去挖，我为了还所欠贷款，只好冒险去挖，一直干了半个来月。像我这么大岁数出外打工的人是很少的。为了还清贷款和打字的费用，我又有什么办法呢？
    去年的5月份，辽宁大学出版社同意出版我的书稿。因为没钱支付刊号和印刷费用，所以只好找到了一个经济人，他是我的一个亲戚。可是在合同书下达之后，他又变了卦。没有办法，只好暂停出版。我只好去找亲戚朋友，他们一听说我想用3万元钱去出书，都说“爱莫能助”，婉言谢绝。去年冬天，我曾冒着刺骨寒风骑自行车去后新秋农行申请贷款。开始主任和信贷员都说给贷，可后来又说没款不给贷了。无奈，我又去县农行找行长，行长又让我去找主管文化的罗副县长和文联。罗副县长是见到了，可是她却说：“你出书借贷款要我们帮忙，咱县还没有这个先例。自费出书就是自己筹款，政府不能帮你这个忙。”就连县委宣传部毛部长也是这样向我解释的，看来我真的是山穷水尽了。我万分焦急，在17日下午只好一气之下来到了阜新市文联。市文联赵颖秘书长热情的接待了我，答应第二天上午和我一起找白天光编辑帮助我出版我的书稿。第二天果真一切顺利，我和白天光编辑很快谈好了所有出版事宜。我真是对他们感激不尽。

    总之，我有许多流不完的辛酸泪，也有许多的诉不完的苦与痛，回忆起来总是有一种难于言表的悲壮之感。
    在1985年春，阜新日报社得知我去北大的消息后，社领导非常关注，一名姓李的记者专程去北大采访我。可不巧，头一天我因故返乡，第二天李记者才到京，没见到面，他空跑了一趟。李记者曾责问过当时县、乡两级党政，象我这样的人才为什么得不到重视。两级领导也没有作出什么答复。

为中国有这样的哲学家而骄傲。我们的社会真不能给他安以衣食，让他纵情地研究哲学。

在内心纠结了一段时间，还是决定上了华山。华山是我心仪已久的地方，只是觉得应该找一个合适的时间、找合适的旅伴，到这座伟大的山去。

没有想到，这样随便就上了山。

这次登华山完全是随机的，在西安到华山是可以当日往返的。现在所有的事情都可以压缩，都可以速成。乐趣当就少了许多。就算是到此一游，神圣的山，也就是走一趟了。内心只是想放松一下，这一段时间太紧张了，真怕出点事。加之西安的天又那样的瓦蓝瓦蓝的，就上路了。

坐着三特修的索道，没一刻钟就到了半山腰。

爬山的过程是有险的地方，把手也用上了.这是有思想的准备的，华山之险五岳之首。

人还是不算太多。山上有积雪，风也很大。

华山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抗日战争时期那是将领们留下的字迹，坚毅、豪情、热诚，不可战胜。据说有蒋介石题的:民族本色.

没有自己从山下开始爬山，所以许多题字都没有看见。如有可能，还要去一次，好好看看我们的河山，先人们的豪情。

这几天一直在校对《政治学》的书稿,没有什么心情写新的东西，也没有心情去感受别的东东。感谢编辑手下留情,把主要的想法都保留下来：

东德人涌向西德

在拆那堵墙

第一辆开到西德的东德车

   民主是当代历史发展的潮流，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追求民主政治是现代社会的共同理念和进步人类的基本共识。“至少自近代以来，在那些动摇着既存政治体制、推动着政治发展的象征性体系中，民主已经成为影响最大的一种。” “民主已经成为这个时代唯一受到尊重的政治制度。”“民主大概是后现代政治蓝图中唯一稳定和持久的原则信念了。”特别是在20世纪即将结束之时，世界局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独裁政权纷纷瓦解，政治民主化潮流势不可挡，但民主仍是一个未完成的旅程，政治民主化正在进行之中。

近200年来，世界民主化出现在三次浪潮，政治民主化是造就一个更加开放、更具有参与性和更少威权的社会的过程。享廷顿（Samnel P. Huntington）把这个过程称之为“政治民主化浪潮”。按照他的说法：政治民主化过程是经过三次浪潮实现的。每一次浪潮都有一批国家实现了政治民主化，而在政治民主化浪潮临近终点时，就出现反民主的回潮，一些实行了民主制度的国家又摆回到非民主的道路上，继之又是新一波的政治民主化浪潮。

第一次民主化长波：1828-1926年，30多个国家建立了最低限度的民主制度

第一次回潮：1922-1942年，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二次民主化短波：1943-1962年，约40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第二次回潮:1958-1975年，22个国家的民主制度被颠覆

第三波民主化:1974-1996年,33个国家建立了民主制度

世界上符合民主基本标准的国家，数目已经从1896年的10个，跳到了1996年差不多100个。

许多学者对政治民主化前景的乐观估计直接来自世界范围内政治民主化的政治实践。民主的发展由涓涓细流汇为洪波巨浪。自19世纪以来，在世界范围内三度掀起了制度变迁的浪潮。方兴未艾的第三次政治民主化浪潮引起了人们的广泛关注，其速度之快，范围之广正在创造着人类政治生活的“奇迹”：政治民主化在波兰用了十年，在匈牙利用了十个月，在东德用了十周，在捷克斯洛伐克用了十天，在罗马尼亚只用了十小时[1]。大约有100多个国家形成了民主政治，几乎所有的国家都在不同程度上受到政治民主化潮流的冲击。

俄罗斯以公开性改革启动民主化进程。戈尔巴乔夫时期的公开性改革是苏联政治民主化进程的第二个阶段开始。斯大林时期，苏联的一党专制体制就充分暴露了自身的血腥、暴虐、荒谬及无产阶级专政体制的异化。到戈尔巴乔夫时期这种体制所引发的矛盾日益尖锐，1986年2月召开的苏共第27次代表大会提出了改革和公开性的口号，虽然改革的目标仍然被界定为“完善社会主义”，但“公开性”使人们开始对整个苏共和苏联历史进行了批判性的重新审视。苏共党内也出现了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这样更为激进的高层改革者。与此同时，一大批控制着党务、政府、军队、军工部门等关键职位的党内高层干部由于惧怕党内民主化、自由选举等给自身权力带来的威胁，已经从潜在的抵制变为公开地反对改革。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苏共第19次代表会议提出对苏联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的任务。戈尔巴乔夫的思路是把权力中心从“党”转移到苏维埃，即“把权力从独家操纵的共产党手中交到按宪法本应属于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人民代表的苏维埃手里”。1989年5月25日，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在克里姆林宫大会堂开幕。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苏维埃了，而是一个全新的机构，它的代表是真正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86名苏共州委和边疆区委的第一书记只有10人当选为人民代表。至此公开性改革取得阶段性成果。

由于沉重的历史包袱，强大的保守力量，过分复杂的政权结构，紧张的民族关系，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加上改革者行动的某些失误，使得苏（俄）民主化过程经历了更多的坎坷。1990年3月12日～15日召开的苏联第三次非常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戈尔巴乔夫为苏联总统，同时决定删去苏联宪法中赋予苏共一党执政合法性的“第六条”。此举导致苏共党内更严重的分裂；另一方面受东欧变革的影响，越来越多的加盟共和国出现独立的倾向。此后致力于以平等、独立的共和国的新的联邦形式保留苏联的“新奥加廖沃”谈判也因苏共党内的保守派的政变而流产。1991年6月，叶利钦当选为俄罗斯联邦总统。从1991年9月到10月，几乎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宣告了独立。1991年12月8日，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三家签署“别洛韦日协议”，“独立国家联合体”最终代替了拟议中的“主权国家联盟”，事实上宣布了苏联的解体，苏联作为一个国家形态不再存在。

民主化过程中新的俄罗斯联邦宪法通过。经过激烈的政治斗争，1993年12月12日，俄罗斯全民投票通过《俄罗斯联邦宪法》。《俄罗斯联邦宪法》第2条规定：“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具有至高无上的价值。承认、遵循和维护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是国家的义务。”在国家的性质方面规定：“俄罗斯联邦是社会国家，其政策致力于创造保障人的正当生活和自由发展的条件。”对于俄罗斯的民主进程的成果宪法给予了肯定，在第13条中规定：“1.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意识形态的多样性。2.任何意识形态均不得被规定为国家的或必须遵循的意识形态。3.在俄罗斯联邦承认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4.社会团体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2]新宪法赋予俄联邦总统巨大的权力：“俄罗斯联邦总统是俄罗斯联邦宪法、人和公民的权利与自由的保障。总统按俄罗斯联邦宪法规定的程序采取措施，捍卫俄罗斯联邦的主权、独立与国家完整，保障国家权力机关协调地行使职能并相互协作。俄罗斯联邦总统根据俄罗斯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决定国家对内对外政策的基本方向”。政党政治也在新的宪法框架内发展起来，各政党都可以依法取得参加大选的资格。

政治民主化进程不断地向纵深发展。2000年3月顺利当选俄罗斯总统的普京进一步推动了俄罗斯民主化的进程。普京一方面加强中央政府的权威，启动纵向权力结构的改革，努力提高政府工作的效率，另一方面致力于调整叶利钦时代行政机构与议会过分紧张的关系，使三权分立的权力构成趋近于合理化。在2005年的国情咨文中普京坦陈：在经过5年的“政策稳定”期后，下一步“最重要的政治和思想任务是将俄罗斯发展成为一个自由、民主的国家”。他强调：“对现代俄罗斯而言，民主价值的重要程度绝不亚于对经济成就和人民的社会福利的追求。”2008年5月7日，梅德韦杰夫就任新一届的俄罗斯联邦总统，他获得了70%以上的选票，5月8日，普京就任俄罗斯联邦总理，俄罗斯政局实现了平稳的过渡。

东欧各国的民主化进程。俄罗斯民主化进程深刻、迅速地影响到东欧。对大部分东欧国家非民主的体制本来就是苏联强加的结果，并无内在生命力。苏联的“公开性”感染了东欧，鼓舞了东欧各国的民间自由力量，刺激了各国执政党内的改革派采取更大胆的行动。东欧各国在1989年完成了“惊险一跃”。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东德、罗马尼亚等东欧各国相继发生政治转型，通过改革政党制度、选举制度发生了历史性的转变，其具体过程，因国而异，但它们的民主化变革具有一些共同之处：实现了多党体制，确定了竞争性的选举制度，如：1989年6月4日，波兰举行了议会选举制度改革后的首次全国大选，团结工会获得议会中的绝大部分席位。1989年6月至9月，匈牙利朝野举行了圆桌会议，制定走向多党制的具体方案，1990年3月举行了议会大选，和平实现政权更迭。波、匈、捷等国传统体制的解构，很快在其他几个东欧国家引发“多米诺骨牌效应”。1989年月11月9日,柏林墙的倒塌;南共联盟于1989年10月即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提纲》，把多党制引入南斯拉夫政治体制。最后，阿尔巴尼亚也发生了变化，1991年3月31日，阿举行第一次自由的议会选举，从而开亮了东欧政治变革最后的“尾灯”。

这场政治民主化已经过去十几年了，到目前为止，东欧各国新兴的民主体制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由民主力量发展而成的各国自由主义政党（或政党联盟）大多有了从政的实际经历和体验；共产党在大多数国家依然是合法存在，他们拥有和其他政党或政治派别和平竞争执政权的平等权利。各国均已大体形成左右轮替的政党政治、议会政治格局。这种左右不断易位、但每次易位双方得票率都相差无多的纪录，说明这些国家的宪政民主正在走向成熟。在宪政民主体制构建中，各国纷纷通过了《政党法》和其他保证结社自由、新闻自由的法律，公民社会有了不同程度的发展。

从最初的社会主义民主化道路到后来的西方模式的民主化道路，苏联和东欧的民主化进程几经波折。虽然社会主义的民主化道路并未在这些国家取得胜利，但却极大的推动了这些国家的民主化进程，这表现在：无产阶级政党的建立和无产阶级队伍的壮大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强大的动力；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确立了一种新的政治民主化的方式；社会主义国家普遍实行的公有制经济为政治民主化提供了强大的物质保障，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中的民主成分使人民的民主意识得到极大提高，推动各国的民主化进程。同时，苏联及东欧的民主化进程也证明在民主化进程中不能过度偏重于政治的推动力量而忽视经济和文化的动力作用。